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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茶事与隐逸典范之转移——以唐寅茶画为核心
- 作者： 郑雅之v 来源：《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 明代 唐寅 茶画 茶 茶事美学
- 描述：画作为文化产品之一,其中传达复杂的文化讯息与社会现象。明代中叶为变化激烈之时代,社会、阶级、经济等方面皆受冲击,而普遍入仕无门文人该如何安身立命,在经济和文化相对优越条件下,以诗书画为生的文人大量聚集江南,以艺业为生。此外,茶事在明代延续自唐以降之传统,和人品关系密切,明代更深化发展之,将茶事之感知习练视为修养工夫。也因茶事广受欢迎,故茶画众多。唐寅身为明四家之一自有其代表性,其茶画作品中展示了茶事与隐之联结,加以明代商品经济时代来临,世风竞相追求物质之考验,期待透过茶事修养,得游刃有余于无所逃之人间世,同时能心守一事,回复本来面目。唐寅之茶画作品所反映之世变意义乃是结合宏观历史之外在环境因素和微观历史之个人生命调性,透过茶事对内对外皆进行自我安放,藉画与茶自我表达与投射理想形象。
- 全文：明代茶事与隐逸典范之转移——以唐寅茶画为核心郑雅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台湾 台北 10478）摘 要：画作为文化产品之一，其中传达复杂的文化讯息与社会现象。明代中叶为变化激烈之时代，社会、阶级、经济等方面皆受冲击，而普遍入仕无门文人该如何安身立命，在经济和文化相对优越条件下，以诗书画为生的文人大量聚集江南，以艺业为生。此外，茶事在明代延续自唐以降之传统，和人品关系密切，明代更深化发展之，将茶事之感知习练视为修养工夫。也因茶事广受欢迎，故茶画众多。唐寅身为明四家之一自有其代表性，其茶画作品中展示了茶事与隐之联结，加以明代商品经济时代来临，世风竞相追求物质之考验，期待透过茶事修养，得游刃有余于无所逃之人间世，同时能心守一事，回复本来面目。唐寅之茶画作品所反映之世变意义乃是结合宏观历史之外在环境因素和微观历史之个人生命调性，透过茶事对内对外皆进行自我安放，藉画与茶自我表达与投射理想形象。关键词：明代；唐寅；茶画；茶；茶事美学一、前言茶画为中国传统水墨画中极特殊之一类，构图往往人物，其余为山水环绕或留白，或有草亭茅屋，然人物面貌行为必清晰可辨，如此观之，则兼有山水与人物之特色。茶画创作者不乏名震一时之大家手笔，为后世宝爱收藏，如唐寅所绘之 《品茶图》轴①，乾隆誉为神品，画中唐寅自题诗曰：“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煎烹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风候自嘉。”乾隆十八年 （1753）秋时据唐寅自题诗句称该图为 《唐寅蟹眼松风图》，十九年（1754）方定名为 《品茶图》，从乾隆十六年起便一直悬挂于盘山行宫静寄山庄之茶室 （千尺雪斋）壁上，直到嘉庆二年 （1797）之间四十余年，不曾被取代，道光十一年 （1813）裁撤盘山行宫始移至热河行宫保存［1］（P76）。此画画塘除唐寅自题诗一首外，乾隆幸千尺雪斋廿一次［1］（P76），则必题诗其上，甚至画塘无处可题便下令重新装裱，形成了众诗环图之特殊情况。细审此轴，为文人山居读书品茶，寒林掩映，草屋三楹，主人据案执册，案上置有茶盏，一僮蹲踞一隅，煽火烹泉；侧屋桌几上有茶器数件，二僮正忙调水备茗。屋外崇山峻岭，苍苔点石，一画兼有动静寒暖，笔墨浓淡疏密错落，颇有闲适幽隐之氛围。四周乾隆所提之御笔，亦可称心领神会，如：草堂事茗是何人？潇洒衣巾古淡神。祇有解元之此意，谓宜泉上结良宾。（己丑）品茶自是幽人事，予岂幽人亦品茶。（乙未）千尺雪写设茶炉，璧悬伯虎品茶图。羡其高致应输彼，笑此传闲何有吾？（丁未）品茶事自属高闲，真迹六如挂壁间。（己酉）从上引御制诗，得窥乾隆将茶事与淡、神、幽、高、闲等人格特质予以联结，并自嘲非幽人亦行幽事，只怕 “陆羽笑予差”①。早在唐代陆羽 《茶经》即称饮茶之人宜 “精行简德”［2］（P8），和人格修为一定程度的进行联结，于历代文人茶书中辗转流传演变，而茶艺东传日本后千利休归纳出 “和静清寂”之思想等。揭示无论中外，茶与修养千丝万缕之联系；宋代文人品茶风气日盛，茶诗茶笺等纷然并举，明代茶书为现存茶书最夥，茶理发展最盛之重要时代，中叶后茶人集团更是应运而生，茶成为文人每日清课，甚至纳入人生修为与规划。则茶事于明代文人的意义亦有深化转变之可能②，而茶画作为茶相对具体且涵盖人、事、时、地、物之综合呈现，透过和茶书其他文献数据比对，其所传达之讯息面向亦较全面，在理解明代中叶后文人茶事有其独特价值。回头检视作为品鉴者之乾隆，虽身为帝王，然其训练有素之艺术敏感与涵养，却精准领受了唐寅 《品茶图》所传达之茶事与幽隐链接之讯息，换言之，即如唐寅等明中叶后之文人茶事为何有向隐者高人倾斜之倾向？是否为偶然或乃一时代共同之文化现象？为确定 《品茶图》中茶事与隐联结的现象，是否为唐寅作品中偶一为之之孤例，则须从唐寅其他茶画进行观察。唐寅茶画不少，除 《品茶图》轴，尚有一同以茶事为名，且乾隆亦宝爱非常之 《事茗图》卷③。该画展卷即见背景群山环抱，飞瀑如绢，前景巨石怪岩，瘦松修竹，点缀草屋三五间。屋内主人凭案展书读，桌上置有一壶，后间茶房僮仆正为茗事煽火烹泉；门外客人扶杖过桥，后有一僮抱琴跟随。和 《品茶图》相比，同样为山居文人茶事，相异处除季节一为秋冬一为春夏，一为独品一为共享之外，“茶侣”一点更值得观察。首先琴为雅事，此一文化符码深植人心，暗示了来者非俗人，明代项元汴 《蕉窗九录》所言兹可为证：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者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纵不善操，亦当有琴。渊明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吾辈业琴，不在记博，惟知琴趣，贵得其真。④客已如此，幽居逸境之主自也非凡，而唐寅自题之诗：“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赉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则透露了无事啜茗之闲，“南窗”二字乃袭自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后泛指隐士居处，则隐与茶事之联结，在唐寅茶画应并非唯一或偶然。卷后尚有书法家陆粲于嘉靖乙未年所书 《事茗辨》一篇，记陈子与客论茶一事，文谓 “势必有道，道由事而知道有知矣，陈子岂安于茗哉”“莫不饮食，鲜能知味，先民则之，入道者迩焉，陈子谓知茗也，盖欲阐其意于兹乎”⑤，则一定程度的反映时下文人对茶事之诠释与升华，茶事之典范也从雅事更进一步走向修养。另有一值得留心之处，《事茗图》引首有文征明隶书 “事茗”二字，以及上述书法家陆粲所书 《事茗辨》⑥，“事茗”乃王宠 （文征明门生与唐寅亲家）之邻友名字，姓陈，与唐寅、文征明、王宠、陆粲皆友善，就该画之题名与内容推敲，视其为应友求画而众人写题作文之联合之作亦可，⑦将其视为谐音友人名讳，集众人之力戏作而成亦无可厚非，至于陈事茗是否为画中人物则不得而知，若是，则无论为客为主，皆为高人雅士；若非，以如此闲意悠长之画嵌合友人之名，标举事茗为淡幽之人之心昭昭若揭。矧唐寅之茶画作品将茶事与隐者联结，友人与求画者不但毫无意见，甚至欣然加入，如此似可推得茶事与隐者之联结在明代极可能为一社会共识或文化认知，其背后因素为何，本文拟从明代隐逸、人品和茶事三者之间关系进行爬梳，以期理解明代茶画美学之时代意义。二、士人之不能与不为，隐者之消失与再现明代初期，天下甫定，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朝败亡进行反省，得出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之结论，为因应统治需求，遂下达如此命令：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治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耕。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与朝廷之失于礼待与？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与？将在位者庸蔽使贤者不上达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原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3］（P26）上引诏令用字遣词恳切，且看似态度谦和，具体作为除昭告天下表态，朝廷更透过荐举人才以及恢复科举制度，明初人才见用之管道可称畅通，但生命选择不一，未必皆向往庙堂，钟情山林者亦非罕见，然明太祖并未尊重个别差异，而是透过刑制，强将松下高士推离林泉，若不从者则祸延其族，《明史》即载：“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人姚润、王谟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也。”［4］则明初种种社会条件对隐者极为不利。平心而论，明太祖之思维以统治者立场言或有其必要，然则隐君子在违背生命调性情况下被迫出仕，而庙堂与山林之环境差异又判若云泥，且明一代朝臣尊严低落有目共睹，廷杖、跪拜、文字狱、废丞相制等皆是明证，中叶之后，朋党斗争，君王荒淫的情况屡见不鲜，政治黑暗风气败坏的纪录除载诸史册，时人笔记亦不乏纪录，试看成化二年进士，时称“娄东三凤”之一，后因揭弊忤贵而遭贬斥的陆容 （即陆粲之父）有记：僧慧暕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 《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予弱冠犹及见之，时年八十余矣。尝语坐客云： “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与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有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还债、讨债之说，固是佛家绪余，然谓今日士大夫负朝廷，则确论也。省之不能无愧。［5］上引数据可见明初官员受控制压抑之情形，中叶则陡然一转，呈现尸位素餐之腐败情形，正人君子如陆容之流被迫出走归隐，君子在朝为官面对之情况日趋严峻，上引数据可从两方面解读，一则得窥因政治黑暗导致隐者再现，一则引人思索——明中叶后官员收入不低，则可合理推断国家经济财政蓬勃活跃，故税收游刃有余得以负担如此人事成本，而一国之经济税收稳定与否，人口是一必要考虑之因素。明中叶之后，随经济成长而人口暴涨，然科举取士名额增加的幅度则不成比例，甚有减少之议，而科举制度的稳定，推行于全国同性质之府、州、县、卫学，在明中叶后因经济和人口成长的相关因素配合下，产生供过于求的生员，［6］（P19—32）按顾炎武所称，宣德年间全国共有生员三万人，［7］晚明时期若一县生员数以三百人计算，则全国超过五十万名生员，［8］（P21）如此欲通过正常科考情形入仕，可谓难如登天，因此行贿作弊层出不穷，奏参某官员泄题收贿也成为政治斗争手法之一，唐寅绝意仕进也和此有关，即弘治十二年喧腾一时之鬻题案，牵涉层级甚至高到宰相女婿，君王东宫时期之太傅程敏政，程敏政亦因此下狱，出狱后忧愤而死。程氏为明代朝廷少见耿介博学之人，纵使位高名显，仍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如是观之，在明代朝廷欲明哲保身而道德挺立，从刘基、宋濂到程敏政皆失败收场，可说机会渺茫。正因以正常科举管道取士之成功比例极低，运气影响成分上升，许多当时享誉天下之文人才士往往失意举业，如海东名士何良俊七上乡试皆挫、人称 “王太学”之书法家王宠叩门八次失利、明四家之文征明连败九次、吴门十才子之蔡羽十四次不售，①前举之例皆是一时才俊，仍多次铩羽而归，其他资质较为平凡者则不待言之，终身无法入仕，因徘徊失志而萌生隐意，或迫于经济现实而另做打算实属自然②。检视 《明史·隐逸传》共十二人，仅孙一元、唐寅老师沈周和陈继儒三人在明中叶后，且也非遁迹山林，不食人间烟火，然明祚长达两百七十六年，难道明代中叶之后即无隐者？《明史·隐逸传》称：“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9］从中可知，即使隐不为君用将致罚，仍有人坚持如此，且从 《明史·隐逸传》所载生存于中叶后三人并非绝迹人间，不为交往，似乎可看出隐逸典范与前代不同之转移，而 《明史·隐逸传》生存于中叶后之陈继儒于 《小窗幽记》提出：“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之气味；处林泉之下，需常怀廊庙之经纶”，［10］陈氏看法一定程度的模糊了仕与隐之界线，明四家祝枝山 《金孟愚先生家传》后论赞③和文征明 《顾春潜先生传》④则更清楚的说明此一状况，其点出之现象颇堪玩味，更进一步揭示明代隐者典范的转移，以及 《明史》编纂者心目中之 “隐逸”和明代生活时人之认知有所差异。明代文人不乏对隐之讨论，兹引鬻题案另一相关人都穆的看法如下：隐一也，昔之人谓有天隐、有地隐、有人隐、有名隐；又有所谓充隐、通隐、仕隐。其说各异。天隐者，无往而不适，如严子陵之类是也。地隐者，避地而隐，如伯夷太公之类是也。人隐者，踪迹混俗，不异众人，如东方朔之类是也。名隐者，不求名而隐，如刘遗民之类是也。他如晋皇甫希之人称充隐。梁何点人称通隐。唐唐畅为江西从事，不亲公务，人称仕隐。然予观 《白乐天诗》云：大隐在朝市，小隐在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则隐又有三者之不同矣。［11］都穆的说法，可和陈继儒呼应，即明代时人依其行迹将隐分门别类，前提在于是否心隐，若心隐则无处不可隐，故隐之空间限制与他业之界线也一定程度的打破或模糊，仕隐或市隐皆是隐，隐于诗酒茶画亦无不可，而市隐之物质诱惑与品格操守更难于山隐，对于隐者之道德要求评鉴更严苛。回头检视因种种条件而终身无法入仕，萌生隐退之心的士人，放弃花费半生心血之举业，面对现实经济之考虑，在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崛起之际，留在城市，尤其是富裕城市之谋生机会自比退居乡野来得高，而江南历来富庶，文化经济繁荣，在种种优势条件下，为失志士人提供了生存空间。试看江南吴中地区之于明初至中叶之风貌发展：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崖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2］经济发达则交易活络，自然提供较多工作机会，而文人半生操持笔墨，以诗文书画等技艺作为谋生工具相当合理，在文化气息浓厚的江南地区也有较多契机，无论买家是为是为附庸风雅或表彰地位，江南也有相对广大的市场，唐寅友人俞弁有言：正德年间江南富族着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廿两，甚至四、五十两。［13］《明史·食货志二》有云：“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14］即便以二十两计算，可购买米四十石，若交易状况稳定，煮字疗饥对明代中叶江南地区之名士文人应非难事，对于弃举读书人提供了市隐的条件，且此一风气甚至扩散到其他城市，如唐寅于弘治十八年前往安徽，应友人王友格之邀，为其作文，《王氏泽富祠堂记》曰：“徽歙多世家，泽富之景曼氏，是其一也。......，余行旅过徽，友格以币交，故为记其事云。”①自徽回吴，唐寅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故购地筹资修筑桃花庵②，除了诗文交易外，亦 “醒来写得青山卖”，画也成为此类市隐之人重要经济来源之一。然则市隐除因无法入仕以及经济考虑的族群，亦有入仕为官然厌恶官场倾轧黑暗，或因反抗遭贬，或因目睹不公而自主罢官，前者除前已提及之陆容，万历年间进士第一名冯梦祯亦是著名例子，冯氏先因得罪宰相张居正见贬，钱牧斋称其：“公庶常假归，师事饔诮罗近溪，讲性命之学。居丧蔬素，专精竺坟，参求生死大事。紫柏可公以宗乘唱于东南，奉手抠衣，称幅巾弟子，钳锤评唱，不舍昼夜。里居十年，蒲团接席，漉囊倚户，如道人老衲。流连山水，品香斗茗，如游闲退士。四方学者日进身执经卷，朱黄甲乙，如 《兔园》老塾师。萧闲淡漠，身心安隐，超然无意于荣进矣”，［15］（P1300）复官后又因不愿逢迎权贵而遭弹劾，遂托疾罢归，自放乡里：遂移病去官。太学生张榜举幡小教场，诸生千余人会幡下，奔走讼诉。榜独上疏，愿冠铁冠，挟酶，杀身以直公。有诏许留用，榜由是显名天下，而公遂不复出矣。筑庵于孤山之麓，名其堂曰 “快雪”。山云团户，湖水浮阶。禅灯丈室，清歌洞房。海内望之以为仙真洞府。凡九年而卒。③即使太学生以死谏，朝廷方面亦许留用，如此清誉得复，然对官场失望，冯梦祯仍选择归隐，其友屠隆亦自主罢官，隐于诗酒茶画琴香棋花之间，袁宏道更将作官看作天下最苦之事，［16］上述四人皆曾挤进科举窄门，然而仕途之不顺遂往往起因于道德原则和官场文化之扞格龃龉，最终仍飘然隐去。承前论述，明代士人或因科考录取困难而终身无法为官，因经济考虑或心灰意懒而市隐；明代官场酱缸文化严重，兼之朋党恶斗，耿介狷士或不屑同流合污故出走，或遭忌被陷而屡遭贬谪，对政治失望故归隐，换言之，道德高尚者多因种种原因或自主或被动离开朝堂，故得合理推断庙廊之上者道德瑕疵或低落的情况相对严重，隐者之消失与再现和士人之不为与不能实有密切关系，为明代之重要社会现象，亦是解读明中叶后大量出现之茶画之重要背景认知，即使真假隐者之辨早在唐代 “终南快捷方式”开启后便绵延不止，明代真假山人争议为其支流［17］（P37—83），然因其界线并非壁垒分明，实有模糊难辨之处且尚属悬而未决之历史公案，此外，人格衡量标准之宽严即具有界定困难之心证特质，故本文并不强加分类，而是以一社会文化现象视之，容许其内在组成的驳杂不纯，尝试解析此一社会现象在茶画展示中所反映之美学与时代意义。三、中道不行，必也狂狷：唐寅茶画中茶与隐者之联结考辨（一）岂是无心近红紫，奈何无处着繁华：唐寅市隐之心态析论唐寅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 （1470），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年 （1523），得年五十四岁。唐寅父亲开酒肆为业，寅自幼聪颖过人，父亲寄予厚望培养，然寅年少轻狂不喜读书，后因好友相激，闭关一载即获童生试第一，年仅十六，同年与文征明交游，颇受文父青睐，广为引荐，此时唐寅前景看好，即使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廿五岁接连遭逢父母、妹妹、首任妻子徐氏过世、兄弟分家等打击，然辗转提携者不断，廿九岁高中乡试解元，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却因喧腾一时之徐经会试舞弊一案受牵连，提携长辈程敏政亦因此遭贬，唐寅自身除牢狱之灾与罚款之金钱损失，更被黜为吏役，然悍拒不受，自此绝意仕进。唐寅蒙受不白之冤①，满腹牢骚无处申诉，故远游散心，三十二岁归吴大病，愈后以鬻诗卖文维生，弘治十八年卜居城市近郊桃花庵，有 《桃花庵歌》脍炙人口，隐意跃然纸上，然生活因纵酒狎妓，不善理财仍窘迫，不时有 “无人来买扇头诗”之经济困境，此为唐寅人生中隐于市之第一阶段。正德九年因宁王慕其文名，重金相邀，唐寅再燃雄心，欣然往赴南昌，然应聘不久即察宁王有异心，为自保遂藉酒装疯，恣意狂行，宁王不堪，来年送还吴中，此后唐寅依然靠诗画营生，亦市亦隐，因惨淡经营且任性而为，厨烟不继之忧仍萦绕不去，“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②即是一证。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造反，七月为王阳明剿平，唐寅及时抽身而得以保全，审学界由提跋和画作内容断代，认为作于晚年之名作 《溪山渔隐图》自题诗曰：“茶灶鱼竿养野心，水田漠漠树阴阴。太平时节英雄懒，湖海无边草泽深。”③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处世心态，隐逸之心虽是自主选择，然不免透露无可奈何，此一心态与创作母题一路延续至四年后唐寅辞世。综观唐寅一生，欲为仕而不可故隐，招隐而出又遇政治算计，为保全自身故又复隐，且其隐并非遁居深山，不与人交，而是在经济等因素考虑上，居于城市近郊，居处遍植桃花，暗合隐士经典代表陶渊明所创之 “桃源”意象，唐寅藏身其间，视其为市隐之人，当无大过。承前所论，唐寅市隐之事既确认，则唐寅之茶画中茶事与隐者之关联则有考察之理据支撑，下拟从唐寅茶画入手，诠解其茶画中茶与隐之关系。（二）唐寅茶画中茶事与隐逸之联结分析唐寅素行狂恣，以诗文书画闻名于世，其诗文集中以酒表现狂行之作品不胜枚举，然画中以酒作为主题之作品则罕见，以茶事为画作重要元素之系列作品则有之，为一极为有趣之现象，此和茶酒各自特性可能有观，习称茶狷酒狂，茶隐酒豪，唐寅所处之时正是 “中道不行，必也狂狷”，以诗以酒表现其狂其豪之特质，以画以茶标举其狷其隐之面向亦称合理。茶事起于何时仍待考，但可确认唐时已盛行，自茶圣陆羽 《茶经》问世后，便有了系统化倾向，并格外标举文人茶之风尚，然庶民茶亦风靡不辍，成为市井中人营生的选择之一，如唐代因善绘事而为右相之阎立本，其 《斗茶图》所存之宋明摹本①，即表现了民间之茶事风景：画中场景于人来人往之街市，有一妇人手牵稚子路过，回头看斗茶情形，小贩六人或挑担或执壶，或注茶或品茶，人物表情与动作生活气息浓厚，抹嘴卷袖等举止充满市井趣味。“斗茶”后成为茶画常见之题材，后如赵孟俯亦有 《斗茶图》传世，赵氏画作小贩人数减为四人，背景采取留白处理，未如阎氏作品明确点出街市场景，然从斗茶四人之衣着鞋履随意，挽袖袒胸，以及神情动作夸张外放不加修饰收敛，庶民气味依然浓厚，观者从人物神情举止则可自行填补背景，自然推知斗茶地点应是熙来扰往之热闹街头。上述两件作品皆鲜活表现民间生活，而唐寅 《斗茶图》②则剑走偏锋，陡然一变，仿佛乾坤挪移，由市井转往深山，峭石奇松，山坡上莓苔点点，丛草杂生，小贩四人衣着齐整，容颜恬静，举止有节，行斗之事却无市井常见之竞技烟硝，反而满溢品赏之氛围，无论从场景或人物观察，庶民气息几乎消失殆尽，文人雅士之闲意取而代之，画风也采院体画之精致典雅，为唐寅画作之秀逸风格佳作。若山林场景为实，则为何卖茶小贩群聚于此？照常理推断，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而营利首重人潮，此处绝非做生意之合适地点，且小贩衣着举止又毫无市井气味，若自宋朝之后茶已成为开门七件事，民生一日不可无③之社会现象切入，或可大胆推论其为入仕无望故转行谋生之基层儒士，相约闲至松间行斗茶雅事，故行容举止文人气味浓厚倒也不足为奇；若林泉场景为虚，则得窥唐寅无论有意无意，皆将茶事与隐进行联结，即使明朝隐者典范已有所转移，然林间松下，山巅泉边和隐逸清高长久以来为紧密嵌合之文化意象符码，而茶事清雅，自唐以来与僧、道、文人等族群关系丝丝入扣，故松下斗茶之小贩自非庸碌俗人，形容举止十足文人雅士风范，意味着茶与隐文化意义的一体两面。从唐寅 《斗茶图》再次确认了唐寅茶画中茶事与隐之关系，然此处之隐的市隐性质之诠解仍较迂回，而唐寅作画落款不喜注明干支，故年代核覆困难，学界多从笔墨构图、他人题跋、用印或其他间接文献如尺牍笔记等推测断代，唐寅 《山水》卷④近景山石墨色变化较少，构图倾向平面，仍见其师沈周与周臣影子，尚未脱胎为创体，应为中、早期作品。画中书斋数椽，倚山绕水，松、竹、杂树环生，枝干挺峭，间用花青点染，留白水面淡墨写意小舟数点，前景山石多用斧劈皴之类短砍笔法，兼用拖泥带水皴，苔点密布轮廓，然屋宇树木用笔仔细，屋鳞窗棂历历可数。身着红色官服之人倚榻品香，后屋童子正备茗事，氛围闲适，画面展示了仕人之山居茶事闲逸。其中需特别指出，此画模糊了仕与隐之场景界线，和前引之隐者陈继儒看法呼应，再次传达市隐并非拒绝为官，甚至是亦官亦隐的心态［18］（P43）。正因市隐采取立场乃是亦官亦隐，心隐则无处不可隐，然雅室或园林能隔绝外在尘嚣，还耳目清静，处所中又以茶室最为清雅，明代文人居所多兼设茶室，以茶会友或独坐品茗，视其为生活必需，如文征明 《品茶图》①所画之草堂即为私人茶室，留下为数不少之茶事相关诗文图画，其曾孙文震亨承袭家风，所著《长物志》有云：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费者。［19］长卿所言得窥当时文人对于茶事、茶室和幽隐之联结；又如屠隆曾云：“竹风一阵，飘扬茶烟灶；疏烟梅月，半弯掩映。书窗残雪，真使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20］“掩映”二字透露茶室并非敞开门扉，而是竹梅环生，若隐若现，如此幽境而于其中透过茶事进行自我观照，相较于外在的喧腾扰嚷，自然清冷异常。而活动时间相近之书法家李日华亦称：洁一室横榻陈几其中，炉香茗瓯，萧然不杂他物，但独坐凝想，自然有清灵之气来集我身，清灵之气集，则世界恶浊之气，亦从此中渐渐消去。［21］由上观之，则茶事和清心密不可分，而藉由茶事感知的精细幽微，重新自我安放，提升到工夫修养的境界，藉茶事与茶室之清，隔绝驱逐外在的污浊险恶，回复清灵纯真，还人本来面目，如此茶事已非单纯日常之事，而已提升至美学层次。考上援诸说与唐寅 《虚阁晚凉图》轴和谢肇制之茶室安排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屋后有山，以长板桥暗示留白处为水，巨石杂树半掩茅舍，屋主侧面示人，正伸手接过童子递上之茶托茗碗，前景浓重远景清淡，笔法写意少见细致描绘，甚至山景仅草写点染，然空间感清晰，已脱离院体画风，应是中后期作品，全画传达隐之意与茶之清，视为唐寅之自我表白亦称合适。综上所述，则唐寅作为市隐人物，其茶画反映出之重要文化讯息为茶与隐之联结，且其画中之隐和明代隐者典范转移之社会现象堪称吻合，同时画上自题诗与创作选材同样反应了唐寅在宏观历史背景以及微观历史因素下之处世心态与选择，透过以上梳理，确认了唐寅茶画中茶与隐之关系，为下节唐寅茶画作品中茶事与人品之联结进行一定程度之铺垫，以期能解读更多其欲传达之文化讯息与时代条件下所诞生之茶事美学。四、唐寅茶画中茶事与人格之联结析论（一）游于物或役于物：物质追求与道德修养之调和茶事须精细五感方称入门，感官又是极为个人之事，所谓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也，而透过将感知系统推向精致的习练过程中，也展开了自我之身心安顿，重新定位对内之自我安放与对外之社会伦理之秩序关系，故屠隆称：“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22］（P240）又如常熟名士桑琳，徐复祚称其 “性恬淡，读书好古耽吟咏。蚤岁丧偶不复娶，寒灯冷榻，凝然独坐。结庐虞山下，山光湖色，日映几席间。视其中，熏炉、茶鼎、蒲团、麈尾，种种潇洒。有客过从，则打渔鼓，吹紫竹，笑语相应。出入青松白石间，大都白玉蟾之流也。”［23］如此看来，则茶与人格道德之关系似乎在明一代产生正向之联结。明代中叶后城市崛起，商品经济发达，则物质追求之风尚下游物而不役于物之道德考验与标准是异常严苛，如与张岱结为忘年交之闵老子，两人初见谈茶之时，试看张岱眼中之闵老子茶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24］荆溪壶为紫砂壶中精品，温润如玉，嗜茶成痴的乾隆皇帝亦私心偏好之；成宣窑则分指成化与宣德年间瓷器官窑，其中成化瓷以淡描五彩瓷著称，胎薄型秀，绘精色润，《万历野获编》有记：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①如此可知成化窑之天价工巧，成化窑已至此，宣德窑则更胜一筹，当推明代第一，为明代瓷器最高工艺成就，代表如形制青花、甜白、祭红、霁青等皆有名器传世，釉料亦复杂价昂，如祭红之红即取自红宝、玛瑙、红碧玺等入药，且良率极低，为祭器需求所创之品色，故以祭为名。张岱文字虽无法推知闵老子所收之荆溪壶和成、宣茶器形制为何，然张岱世出名门，大有机会经眼无数佳品，仍称其精绝，小小民间斗室讲究至此，令人咋舌。若说闵老子为职业茶人，有其艺业之考虑，然文震亨 《长物志》、屠隆 《考盘余事》中文人和隐君子对于茶事之要求亦非等闲，如此看来，追求讲究物质应为时代共同风气，而唐寅茶画中所茶事人物往往带有隐者特质，诚如第一节所论，因种种因素由士人辗转成为隐者有一定机率心存较高之道德标准，观察两者之间如何调和，对于理解明代茶事美学之时代意义有其价值。（二）唐寅茶画美学反映之内涵：心守一事，不为物役唐寅师承沈周、周臣二家，后脱胎自为创体，其师沈周名载 《明史·隐逸传》，身后宰相王鏊为其作墓志铭，称 “先生高致绝人，而和易近物，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见难色”，②从此段文字以及其墓志铭作者身分得窥沈周性格以及独特之市隐风范。沈周出身苏州文人世家，三代隐居不仕，家有园林之胜，吸引天下隐君子与文人雅士聚集，而有苏州文苑和吴门画派的诞生。沈周诗文书画四绝，为当时名震天下之江南士子领袖人物，被誉为 “高情远性，和风雅韵”之高士异人， “有三吴、西浙、新安山水以供其游览，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诵读，有金石彝鼎书法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25］从中得窥沈氏不落俗套，潇洒博雅之生活与修养，唐寅亲炙门下，虽生命调性不同，然潜移默化之下多少有其真传。沈周才德兼备，曾令当时高官兼书法家程敏政自惭形秽：闻启南家多藏古画法书，甚欲一观之，因复自念，啜茶观画，皆先世所逊谢未谙者，不觉惕然为之中沮，更俟商榷云。③上引可知，程敏政才高位显，然面对石田仍不敢造次，且啜茶观画在程氏观念中乃是一体，结合前所论述，茶事清雅，兼有修养之道，加以官场黑暗，纵如程敏政一类清流，若欲安身立命其中，则无法全然排除妥协与退让之可能，白沙在涅，与兹俱黑在所难免，沈周为当世清流领袖，德艺双绝，程敏政纵为一时龙凤，相较之下自然惕然中沮，只得打消念头。如是观之，则茶与人格之联结虽说迂回，然在当时应是认知主流，而画作为文化产品之一，此类价值观当应于其中有所反映。此外，唐寅曾为友人王谷祥之父王着写真，王着号款鹤，为祝允明姻亲，和唐寅友善，王氏迁移吴中后世代为医，兼通儒业，相关生平资料见祝允明 《款鹤王君墓志铭》。④《款鹤图》卷首款署 “吴趋唐寅奉为款鹤先生写意”，此画二山一水，皴法细劲，山石凌空拔起，水面留白，视取平图，山不见其顶，水不见其流，山石蟠虬奇峭，泉瀑注迭，水畔古柏干崎叶挺，柏下有平坦大石堪为案，上设文房香鼎，款鹤先生凭石而坐，闲赏款飞而来白鹤展翅起舞，旁有童子煽火正调茗，情调分外清雅。以款款飞来或款款起舞之鹤嵌合主角名讳，当属游戏慧心，然鹤、茶、柏、林泉等画面元素皆是人品高洁之象征，和隐者关系亦密切，款鹤先生以医为业，且操守为当世著称，并非山中高士，而是大隐隐于市，唐寅如此安排亦称恰当，且此画林、泉、鹤、柏以实视之可，以虚观之亦无不可，将其理解为人格之投射与表白，则更能符合画作为文化产品之本质。除 《款鹤图》，唐寅为友人杨季静所绘之《琴士图》亦值得注意。此画线条稍显散乱，山石擦皴随意，和唐寅雅致工谨用笔有别，然设色清润，江兆申认为仍具唐寅面目。杨季静为明中叶著名琴师，以精湛琴艺交游于文人公卿，和唐寅、文征明皆友善，唐寅曾为季静写真二幅，一为 《南游图》，一为 《琴士图》。《琴士图》表现林泉石间，季静身着渊明服，赤足盘坐水岸，闲适抚琴，意态从容，山中岁月静好，一童垂手侍立，一童手捧不明物件，稍远处有一童忙于茶事，坐椅上专注煽火烹泉，桌上有茶辗茶盏等茶器，桌下则有茶炉炭匣等物，以及投壶和投壶箭等。琴士面前上有香盒香炉，《蕉窗九录》即称：香之为用，其力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26］宋人将焚香、品茗、挂画、供花视为文人四课，则季静用香以助琴兴或茶兴不得而知，然无论如何，香之功和茶之用同在清心，惟有心清方得自我省察；此外 《琴士图》中季静身畔四散之鼎彝瓶玩和明代尚古博雅之闲赏心态契合，生活美学在其中矣。《琴士图》画中茶事由童子专责，明代著名茶人许次纾 《茶疏》有云：煎茶烧香，总是清事，不妨躬自执劳。然对客谈谐，岂能亲莅，宜教两童司之。器必晨涤，手令时盥，爪可净剔，火宜常宿，量宜饮之时，为举火之候。又当先白主人，然后修事。酌过数行，亦宜少辍。果饵问供，别进浓渖，不妨中品充之。盖食饮相需，不可偏废，甘醲杂陈，又谁能鉴赏也。举酒命觞，理宜停罢，或鼻中出火，耳后生风，亦宜以甘露浇之。各取大盂，撮点雨前细玉，正自不俗。［27］（P273）许说与 《琴士图》之展现有一定程度之吻合，杨或因操琴而未亲为茗事，然琴亦雅事，无有高下；季静虽无友对谈，既为琴之知音，以抚琴代谈燕亦无不可，且琴士脚边有见酒盏与酒注，和许说亦协，种种清韵之事，茶琴林泉之雅和渊明服之自我表态，衬出杨季静之人格高洁，和卷末跋称其 “抱道守贞，含章韬价”、① “素履而遗俗……其知足而不辱乎”、②“行既朗朗，志亦卓卓，盖获乎古人之风雅，而养高于林壑者也”、③ “鲁有师襄者，其人漫不可考，特以孔子尝从学琴，故其名至今耿耿，余观吴下诸公所赞季静者如此”④可再次参照为证。而 《琴士图》图中杨季静身着渊明服，足可视为一种自我表白，亦是自我理想之投射，除 《琴士图》外，唐寅茶画作品中以渊明入画之作乃是无独有偶，此轴称 《东篱赏菊图》，奇松怪石，山势掩映，一泓清流托住巨岩，和背景一角孤峰取得平衡，丝萝飘曳增添动感，二人一身着渊明巾服，一戴东坡冠，共坐石上对菊闲谈，一童正洒水沃菊，松下有亭，亭前设置桌椅，二童且忙调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油然而生，画面布局稳妥，笔墨明润爽利，周臣影子隐隐犹见。从菊花栽种于地而非盆中，加上山中亭阁建筑，可合理猜测此乃山中居所，而陶潜为隐士经典代表，以天性率真且高风亮节之人格特质名传不朽，然众所皆知渊明嗜酒，此画不仅无酒，更以气质迥异之茶代之，实引人推敲，又，东坡冠和渊明巾服时代落差颇大，即使明代中叶风尚复古，然此点仍值得思索。此客是谁虽是难考，但视其为唐寅化身实有其合理性，换言之即将其等同唐寅理想自我之投射，乃是以东坡自比，平心而论，唐寅苏轼皆才高性率真，仕途不畅，人生挫折不断，且苏轼于文学和人格层面皆推崇陶潜，则着苏轼衣冠之唐寅化身和陶潜于南山东篱之畅谈赏菊，当是心灵世界之遥远神交；另一角度而言，唐寅为市隐人物，渊明已成为隐士文化之符码意象，故亦可如此解读：画中二人实为一，乃是唐寅一人分身为二，看似对谈，实则自我叩问与安顿；以茶代酒，取其清心涤烦，藉以抵挡现实之污浊仓皇，同时透过茶狷而隐之特质，自我表态并突显人格高度，透过画作开启一个截然不同的 “世界”，这个世界对唐寅来说，反而才是真实。五、结语：唐寅茶画所反映之明代茶事美学明代茶人习惯将饮茶视为人品的修养要件之一，［28］（P240）陆树声清楚主张： “煎茶非漫浪，需人品相当”，［29］（P223）点出茶事已非止于日常饮食或清雅浪漫，而是为修养人品开出一条路径。人品道德和茶事之联结具体展现之一则如茶侣之要求，如李日华称 “茶以芳冽洗神，非读书谈道，不宜亵用。然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韵味亦未易评量”，［30］因茶之功与适切之事皆高洁，惟有良事良人良辰方能得其真味，故满溢恭敬之心，而良伴茶侣尤重：翰卿墨客，缁流羽士，意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逸世味。从上引数据可之，茶侣并非不拣精粗，乃有一定门坎，人数亦属考虑，著名隐者陈继儒认为：“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施茶。”［31］隐逸茶人张源表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饮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32］如此观之，则可推得饮茶品茗所求不在感官之享受，而是透过茶事感知阶段后所达之清心涤烦，自我安放后的返璞归真与自在适性，求其本真而离红尘俗恶之处世心态，在 《醉古堂剑扫》可谓明白：名茶美酒，自有真味。好事者，投香物佐之，反以为佳：此与高人韵士，误堕尘网中何异？［33］而此一追求和明代隐者的典范转移关系密切，市隐虽亦官亦隐，不拒交游，但因道德人品等因素，和官场始终存在本质上的矛盾，故谢肇制有言：“吾辈纵极高雅，一入公门，说公事，便觉带几分俗恶。”［34］而杭州山人李元昭更是典型，过着 “山人亦不厌客，煮茗焚香，终日清言不倦。客或一言及俗，辄起击石磬数声，以代清耳”，［35］（P18）之静好岁月。画作为文化产品之一，其间反映传达复杂的文化讯息和社会现象，茶事因性兼兼庶民与文人，而能轻易嵌入任一精致风雅的事物，同时深入生活，茶画则是此类茶事生活美学最具体而微的多方展现，唐寅作为明四家之一自有其代表性，而兼士子、隐者、文人、画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嗜茶一事表现在诗文书画作品上，众多茶画创作即是显例。唐寅茶画中表现茶事或为独饮或为共享，即便共享也以三人为限，取其雅趣，又不失品茶真意，且场景皆是隐意浓厚之林下泉边或山居小斋，茶画中茶事和隐者之联结，反映明代以来隐者典范的转移，呈现市隐之风尚，其中茶事与人品千丝万缕的联系，源自茶之功于清心涤烦，其间修养功夫的理论与生活美学一体两面，而藉画作进行自我表白与投射，茶画开启了一个对唐寅而言崭新且真实的世界，透过茶事的进行与生活文化的结合，对内在的自我叩问与对外在的自我安放，简言之即透过茶之感知习练而进行对内对外伦理秩序的重新安排。除隐者典范转移之外，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的时代来临为明代另一鲜明标志，而在商业蓬勃物质追求成为风尚之际，茶室对器物讲究的精细程度亦日渐高涨，然而茶为清雅事，茶人为精行简德之人，茗饮并非单纯为满足口腹之欲或追求感官享受，反而是对茶人提出了更苛刻的道德人品挑战——如何游于物而不役于物，如何在感知系统极致考验而不迷失，反本归真，则是明代隐者欲透过茶事所踽踽独行的自我修养之道，换言之明代茶人既要求能游刃有余在无所逃之人间世，又要求能不为物所惑，心守一事而见本来面目的自持，故即使看似追求无所穷止之外在物质，仍不会因无节失心而走向毁灭，而是如唐寅 《煎茶图》所示：孤峰插云为胸中丘壑，修竹逢雪不凋为君子风范，世道昏暗故退藏自守，茗事亲操洗心修身，自题诗 “腥瓯腻鼎原非器，曲几蒲团回不尘。排过蜂衙窗日午，洗心闲试酪奴春。”①已是清楚明白。综上言之，唐寅茶画传达了复杂文化讯息，其间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是在时代风尚和个人生命经历本质交织下的展现，同时传达了外在历史氛围与内在心理状态，以茶与画作为媒介，重新安放身心，是自我理想的表白与投射，亦是真实 “世界”的开启。唐寅对生命的选择无论乐意与否，皆是出于自主，同时受外在世变无孔不入的影响，故其茶画作品不仅为世变的转折时刻留下茶事和隐者典范转移之珍贵记录，更是理解其生命史之重要视角。参考文献：［1］廖宝秀 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画 ［M］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2［2］（唐）陆羽 茶经·一之源，收于郑培凯、朱自振主编 中国历代茶书汇编·上册［M］ 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3］（明）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二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4］（清）张廷玉等 明史·刑法制·刑法二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明）陆容 菽园杂记：卷二 ［M］ 台北：广文书局，1970［6］吴智和 明代的儒学教官·教官的出身 ［M］ 台北：学生书局，1991［7］黄汝成 日知录集解·生员额数：卷十七 ［M］ 长沙：岳麓书社，1994［8］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生员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明）陈继儒 小窗幽记：卷三 （记峭）［M］ 新北市：达观出版社，2002［11］（明）都穆 听雨纪谈 （隐说）［M］ 上海：上海商务书局，1936［12］（明）王锜 寓圃杂记：卷五 ［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13］（明）俞弁 山樵暇语，见 （翰林文字润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M］ 台南：庄严文化出版社，1995［14］（清）张廷玉等 明史·食货志二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明）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6］（明）钱牧斋 初学集·卷51，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陈万益 万明小品与明记文人生活 ［M］ 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18］芦宇苗 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明）文震亨 长物志·茶寮 ［M］ 台北：台湾商务书局，1966［20］（明）屠隆 娑罗馆清言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1］（明）李日华 六研斋三笔 ［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2］（明）屠隆 茶笺·人品 收于郑培凯，朱自振主编 中国历代茶书汇编·上册 ［M］ 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23］（明）徐复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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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highlighted by the unprecedented shocks hitting its society，classes，and economy.Without any chance to enter political stratum，the literati was desperate to settle down somewhere and get on with their pursuits.Attracted by the bountifu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rn China，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flocked to the regions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nd settled down，using their skills in poetry，calligraphy，and paintings to make a living.Also，Ming Dynasty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Chinese tea.Loose tea replaced balled tea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shortly after the first Ming emperor Hongwu abolished tributes.Loose tea was easy to brew and had quickly become popular ever since.In Ming Dynasty，the literati restructured teaism systematically and publicized more books on tea than any other dynasty.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s of teaism from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teaism as a part of moral quality.In Ming Dynasty，teaism flourished rapidly and was construed as a practice to cultivate practitioners’self－control ability.Countless tea paintings were created as teaism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Tang Yin，one of the four masters in Ming Dynasty，was most typical of the times in which he lived.His tea paintings imp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aism and seclusion.In a commodity economy like Ming Dynasty，people strived to pursue material comforts and were eager to improve their patience through teaism.With the patience learned from teaism，people hoped they could accomplish their tasks with ease，and at the same time restore their true characteristics.Tang Yin’s tea paintings imply the changes in life and connect the macroscopic historic environment to the microscopic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allowing people to place themselves appropriately in both worlds inside and outside them through teaism，and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ing themselves truthfully by projecting a perfect image through paintings and tea，thus opening up a real“world.”Key words：Ming Dynasty；Tang Yin；Tea paintings；Tea；Esthetics of teaism中图分类号：TS271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406（2017）05－0007－13收稿日期：2017－08－15作者简介：郑雅之 （1987—），女，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戏曲、明清文人生活美学、明清文人茶文化。（责任编辑 陈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