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中国茶的起源学说研究①吕 飞1,赵亚男2(1.东京学艺大学 国语教育研究科,日本东京 184-8501;2.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 人间文化创成科学研究科,日本 东京112-8610)[摘 要]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当今社会,中国茶文化没有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发展、强大。中国曾经有过影响过世界的文化,如丝绸、陶瓷、中医药、茶文化等,现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原有的古典文化慢慢的被稀释、蚕食。本文从茶文化史的角度出发,以茶的起源为中心学说进行研究,并提出我们更应该再深入学习曾经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文化。茶文化没有过时,并且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组成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词]茶文化;茶药;茶的起源中国是茶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食用、栽培、加工、销售茶的国家。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神农时代,距今已有5000多年了。现在,世界上已有61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茶树,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亿人口饮茶。世界主要产茶国面积多达256.10万公顷,世界主要茶叶生产量每年341.87万吨。其中世界主要茶叶出口量每年161.56万吨。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原始茶园农业种植,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柱性产业,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行。如斯里兰卡、乌干达、肯尼亚等。茶,被誉为来自东方的绿色黄金,一路飘洋过海,风雨兼程。东渡日本列岛,形成了闻名于世的日本的茶道。西经印度洋,成就了印度,斯里兰卡成为世界最大的红茶产地。北穿大西洋抵达欧洲,英国贵族的午后红茶开始风靡欧洲大陆。茶已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喜爱,并成为即可可、咖啡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无酒精饮料。此时我们不禁感叹茶源于中国,享誉世界的独特魅力。如果拂去茶的名利光环,就其自然属性而言。茶不过是一种植物,其叶子经过加工可以药用、食用、饮用。本文从茶的天然属性出发,探求茶的药用起源传播的历史脉络。一、茶的饮用起源学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茶起源中一直都是药物起源说占主导地位。而到了现代,一些研究学者们对中国茶的起源又有了新的争论。主要分为三种:即药用起源学说、食用起源学说和饮用起源学说。其中饮用起源学假说,比较有影响的有日本学者诸刚存和布目潮氵风。诸刚存在《朝鲜的茶与禅》上卷《朝鲜茶的历史分布》说“在优质水比较少的中国,从民族保健的角度来看,茶是绝对的必需品。相反,朝鲜的水质非常好。”学者布目潮氵风在1995年《中国吃茶文化史》29页中说:“人类为了解渴,在食品之外另有所求,这时首先用冷水,其次用开水来满足。但是在水质恶劣的地区,单单的水是难以下咽的。在这些地区产生了往开水加些植物,加工成比较好喝的饮料的想法。于是在中国,人们发现经过加工茶树的叶子而制造的茶最为优异。所以陆羽在8世纪的唐代创作《茶经》的目的之一,是宣传作为独立饮料的茶的优异品质。”作者首先用这样的假设作为必要条件,然后以个人猜想作为结论。看似有理有据的总结,实际理由与现存大量史料很有出入,不经意间,中国茶文化数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被否定了。《茶经》不是为了解决人们饮用水的问题而编写的。首先这样的条件结论是与陆羽写《茶经》的本意相背离,这样一种浅表的猜测,凸显了布目潮氵风有意忽略了陆羽写《茶经》(780年前后成书)的时代背景。在唐《封氏闻见记》中记录:“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在大唐时期,政治相对开明,社会逐渐稳定。随着中国禅宗在安史之乱(756年)以后佛学的盛行,除南方及中原地区外,北方民族对茶开始认知,学习饮用。饮茶风潮与禅学盛行。1987年从陕西法门寺地宫一同出土的佛骨舍利和唐代茶具,也从侧面反映出茶与宗教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在《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读min一千文钱为一缗,量词指钱)抵不上一县茶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可见茶税之重,利益之大。茶叶的巨大贸易,一跃成为当时国家的支柱经济产业,从唐代一直到清代,茶叶、瓷器和丝绸贸易与欧亚各国的互通有无,一直都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支撑着中国封建王朝富强。在陆羽写出《茶经》的时期,茶叶贸易已经在全国非常普及了。从《纪异录》中得知:小时候的陆羽就在寺院为师傅煮茶,煮出的茶的味道比其他师兄弟要好很多。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古代的饮茶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渴时候的饮用需求,而是因为当时大兴佛教,社会禅学盛行。为了消除晚上学习经典时候的困意,所以才喝的茶,唐宋时期一般称之为茶汤。这和中国水质问题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关于饮茶的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古代的饮茶方法简单分为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我们现在用的属于泡茶法。提起煎茶法也许你会感觉陌生,如果说起煎汤药,你也许会理解。在古代中草药是如何使用的呢?就是根据病症,抓一定分量的晒干的切碎的草药,配合适当的水和火候。最后在煎煮一定时间后,倒出的具有浓浓的颜色和气味的棕色汤汁。唐代煎茶法,也是使用这样的方法。日本学者高桥忠彦在研究中国古代沏茶法很有造诣。在《日本茶汤全史》第一卷203页记录:“自古以来,茶是因为药用效果被做成可能像汤一样的食品。在陆羽使用茶的术语中,关于药学的用语、烹调技术的用语有很多都是暗示药用这一点。例如,尽管意思上有所区别,但是水的‘三沸'在《齐民要术》中就经常被提及。”从客观角度描述了唐代茶汤的真实的样子。今天日本主流仍然把我们现代泡茶方法制成的淡淡的茶水也称之为茶汤。如果用茶这类植物本身的苦味调节水中的异味,促使人可以咽下去的理由成立的话,同理是不是也可以证明,咖啡的出现、流行也可以归结为当地的水质不好,所以人们渴望改善,找到了咖啡这种植物,所以需要把苦涩的咖啡放到水里去煮,然后用于饮用呢?二、茶的食用起源假说食用起源说和药用起源说都是认可程度比较高的学说。从食用起源假说上看,古代晋、三国、唐等时期都有茶叶是可以和食物一起做成菜或者汤的记录。日本学者中村乔先生认为:“中国茶是由羹汤发展而来的,羹汤中留有茶叶碎片是食用的最原始的形态。”再从民俗的方面考察,现在的云南的基诺族、景颇族。四川的苗族、彝族。日本山口县周防大岛及东越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人将新鲜茶叶加盐,凉拌做菜,或腌制食物。其中也有茶叶加上其他植物一起做汤或用茶汁和米煮粥或米饭等食用方法。是否因为现有局部地区保留这种食用方法,就可以结论推测出茶来自于食用起源呢?茶作为一种植物,有着多样的功能。用最原始的未经加工的茶树的叶子煮成的汤食,无论和现在社会茶的定义还是和古代茶的定义都不是一样的内容。虽然原料没有变化,但是不属于同一种属性物品,类似于米饭和米粥的关系。原料都是米和水,但是加工的方法不同,用材料的比例不一样之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定义饭和粥就不是一回事了。更何况,制茶工艺相对而言是复杂的。如果茶树的叶子仅仅是作为一种绿叶无毒的植物叶子被食用,如今天苏子叶一样,并没有经过制茶的技术加工,和茶叶的定义相比不一致,那么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如果把茶树的叶子和其他食物放到锅里煮成肉汤或者菜汤。有三种可能:1.作为一种调料,类似于今天中华料理店里用香叶腌制酱肉熟食。2.和别的食品一起作为菜汤,类似砂锅。虽然有汤,可以饮用,但是它的定义是菜肴。3.就是具有药用价值的药汤了,类似于受风寒时候饮用的姜汤。据《本草纲目》记录,煎茶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良药,如痢疾。另据日本学者守屋毅在《吃茶文明史》中《茶的文化》229页论述调查是否有腌制茶叶作为菜的食用起源学说时说:“至少在今天能够确认的范围里,食用茶始终作为‘食用茶'存在独自发展,而没有像‘饮用茶'转化”。为什么国外研究者都要一直忽略神农氏呢?关于神农氏,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例如《史记·三皇本纪》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有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训》中也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说、文化、历史。任何事情都是有起源的,中国农学,药学的起源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神农氏时期。到了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初步形成,以至于通过后来秦汉医学家完善,依托神农的名号编写,推广《神农本草经》《神农食经》等等,类似于《黄帝内经》编写和推广,它并不真的是哪位皇帝编写的,这样就否定它的价值和可信度了吗?古代中国在先进时期的各种典籍,输送到周边各国,长久影响着东亚文明。当代中国,学习周边国家的技术、文化、教育。我们原有的文化、文明与现有先进国的文化、文明有交集,有碰撞的时候,我们要提供可靠实物证据证明某种文化、文明是源于中国,是中国固有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传说需要去用证据去证明,没有证据就被否决,常常被验明正身的民族文化,活的好无助,好可怜,好没有尊严。在当今时代的大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密切,展示给对方最好的就是自己特有的文化。历史的某一天,阿拉伯商人把从印度人那里学来先进的数字文化传到欧洲,从而传播到世界各地。阿拉伯数字成为了世界数字的代名词。印度的数字贡献却逐渐被世人忘掉了。中国文化,今天也面临这样的命运转折。今天提起茶道文化,你会想起日本还是中国?提起药膳饮食文化,你会想起韩国还是中国……三、茶的药用起源假说纵观中国历史,隋唐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社会积极开放,精神风貌蓬勃向上,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外交各个方面发展均衡的伟大时代。在当时,隋唐帝国雄踞亚洲,王朝的一切制度都是别国学习的典范。在茶的药用起源上看,早在东汉末期,葛玄(164-244年)在天台山的主峰华顶修炼金丹时便开辟了葛仙茶圃,唐代天台山道士徐灵府的《天台山记》说,华山上“松花仙药,可给朝食。石茗香泉,堪充暮饮。”至今仍见于华顶山葛玄归云洞前。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对于茶的效用功能有一句很深刻的总结:“茶为万病之药”。唐代陆羽《茶经》卷上一之源中这样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之外,还有卷下六之饮:“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卷下七之事:《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日本学者宫崎道三郎在《唐代的茶商和飞钱》一文中,概略地讨论了饮茶的历史,根据中国和日本的史料,主张茶的本质起源是药品。但是也有像矢野仁一这样的研究者坚决反对,并要求提供证据。他们认为现存书籍都是宋朝以后印制的,随意添加删改美化材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没有更原始的证据出现前,不可全信。当代中国茶圣吴觉农先生也支持茶的药用起源学说,并做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在战国或者秦代以后,茶是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浙江树人大学关剑平博士(立命馆大学博士)也在《茶与中国文化》10页中同意此观点。“神农为农耕与医药之神,他是早期农耕和医药学形成的象征性存在。”日本谴唐僧空海大师,在他留下的《高野杂笔集》,在谢嵯峨天皇寄茶的书简中写到:“思渴之次,忽惠珍茗,香味俱美,每啜除疾”。茶在唐代成为了一味“仙药”。除《茶经》之外,我国现存有古代大量有关茶的防治疾病功效的资料 。据林乾良医师1992年考证,将茶叶的功效分为近30项:益思提神、消除疲劳、止渴生津、清热解暑、利尿解毒、坚齿防龋、消食去油腻、降血脂、预防动脉硬化、通便、治痢、去痰、祛风解表、抗辐射、治心痛、疗疮治阳痿、疗肌、益力气、明目护肝、增强免疫力、延年益寿等。文献共计106种。本草类28种,医方类23种,茶书类14种,经史子集类,共31种。仅以唐宋为例:本草类:《神农食经》《桐君录》引自《茶经》、《新修本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本草图经》《本草别说》《山家清供》等;医方类:《枕中方》《孺子方》《华佗食论》《陶弘景新录》《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妇人方》《兵部手集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人斋直指方》等;茶书类:《茶经》《采茶录》《茶赋》《茶谱》《吃茶养生记》《大观茶论》等;经史子集类:《广雅》《博物志》《述异记》《茶酒论》《唐国史补》《东坡杂记》《格物粗谈》《物类相感志》《古今合璧类外集》《岭外代答》《续博物志》等。唐宋,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是中华文化的繁荣时期。关于描述茶的诗歌作品仅仅唐宋就有在两千多首茶诗。例:《饮茶歌送郑容》皎然: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忄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卢仝: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日本汉诗,选自《凌云集》中的《夏日陪幸左大将藤原冬嗣闲居院应制》节选,滋野贞主:寂然闲院当驰道,礻氏候仙舆洒一路。酌茗药室径行入,横琴玳席倚岩居。如果抛开亚洲,看看欧美的文献又是怎么样描述茶的药用起源的吧。大概1271年威尼斯商人兼探险家马可波罗来的中国。17年的中国生活,回国后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流行传播,更多的商人怀着淘金梦,乘船东下,到达亚洲各地。其中一位意大利商人约凡-巴第斯塔-莱姆奇欧(G-B-Ramusio)最早从一位波斯商人哈只马合木那里知道作为药用的中国茶叶。1559年,他在《航海与航行》(Navigationi et Viggi)中写到:在中国各地,他们使用一种植物,叶子被称为中国茶(Chiai Catai),他们食用这种食物,不论干湿,均用水煮好,空腹吃一两杯煎成汁。它祛除热症、头疼、胃疼、肋疼与关节疼,注意须尽可能热饮,它对其他许多疾病有益,痛风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今已不记。恰感积食伤胃,若他饮用少许此煎汁,即可消滞化积。故而此物旅行者必随身携带,且不论何时人们愿以一袋大黄换取一盎司中国茶。据说,早在1556年冬天,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罗兹神父(或称加斯波尔-克罗兹 加斯波尔达-克罗兹Gaspar da Cruz)曾经亲自到过中国广州,并在中国沿海一带地方游历数月,是第一个品尝中国茶的欧洲人。遗憾的是他撰写的《中国志》(Tractado em que secotammuito per esteso as cousas da China)直到1570年病故后才在故乡恩渥拉正式出版。该书中记录了作者在中国的亲身见闻,“如果有人或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做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成为茶的热水,放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苦味的草药调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受到尊敬的客人,既包括熟人,也包括陌生人,他们也多次请我喝这种饮料”。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总结的出,欧洲人最早了解到中国茶叶知识的信息主要包括:茶叶是从茶树上采摘后经过加工的制成品,茶叶必须煮沸,而且要趁热饮用,茶叶是一种对身体有益处的药品,茶叶不仅是一种备受尊敬的日常饮料,而且可以作为饮料招待贵重客人再通过世界历史学考察,欧洲的历史文献记录。16世纪茶叶传入葡萄牙,17世纪传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西班牙,茶叶最终漂洋过海以万能的“东方草药”的名义到风靡欧洲;等等。1906 年日本学者冈仓天心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茶之书》(The book of Tea)中写到:“The began as medicine and grew into a beverage.In China,in the eight century,it entered the realm of poetry as one of polite amusements.”意思是在8世纪的中国,开始是作为药方,慢慢地变成饮品。更以上层社会的风流雅致,步入了诗句的殿堂。四、以茶文化史研究角度总结茶文化,来自东方,来自亚洲,来自中国。但在今天,在中国饮茶的国人并不多。了解,热爱中国茶文化的人就更少了。如果中国古代文化一个一个的退出核心舞台甚至是历史舞台,这将是多么悲痛的事情啊。中国的茶文化,作为中国一个辉煌时期的历史文化的标志,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研究并发展它。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学者、老师和未来的精英们,也应该与时俱进,转换思想,更新思维。在教育文化产业的阵地上,不应该像传统农业经济那样继续保持着粗放、低端的培养模式。到头来落后了就一定会被世界戏弄,嘲讽冷落,边缘化。中国文化研究也应该紧跟上时代步伐,朝向高精尖的培养方向稳步前行。当代的“中国梦”的提出与表现,应该不仅仅局限发展在经济,军事,更应该着重发展我们落后的文化教育产业,由衷的希望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能真正的高瞻远瞩,促成华夏儿女共同追求的同一个梦想——一个国富民强,文化繁荣的——大“中国梦”。[参 考 文 献][1]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日]冈仓天心.茶之书[M].谷意,译.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2012.[3][日]高桥忠彦.中国口契茶文化と茶书の系谱[D].东京:东京学艺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系I,2006.[4][日]茶の汤文化学会,编.日本茶の汤全史(第一卷中世)[M].京都:思文阁出版,2013.[5][日]熊仓功夫,程启坤,编.陆羽『』の研究[M].东京:宫带出版社,2012.[6]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沈冬梅.茶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8]增勤,沈冬梅,朱自振,编.中国古代茶树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0]林乾良,陈小忆,编.中国茶疗[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11]商成勇,岳南.万世法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马晓俐.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The Research about the Origin Theory of Chinese TeaLV Fei1,ZHAO Ya-nan2(1.Tokyo Gakugei Univetsity,the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Speciality,Tokyo 184-8501,Japan;2.Japan Ochanomizu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Tokyo 112-8610,Japan)Abstract:Chinese tea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In the world,tea culture has a distant origin and a long development.But,Chinese tea culture has not been advanced as developing of national economy at the present time.In the past,Chinese culture like silk,ceramic,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ea culture affected the culture of the world.On the contrar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Original classic culture is diluted and nibbled gradually.In this text,we want to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our proud tea culture by researching the origin of tea from the view of tea culture history.Chinese tea culture is not obsolete and never be obsolete,Which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and a part of Chinese dream forever.Key words:Tea Culture;Tea Medicine;Origin of Tea[责任编辑:田丽华][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882(2013)06-0131-03① [收稿日期]2013-09-26[作者简介]吕飞(1985-),男,黑龙江佳木斯人,东京学艺大学国语教育研究科2010级硕士研究生,从事中日古典汉文学比较研究;赵亚男(1986-),女,河北保定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创成科学研究科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亚洲言语文化。
全文:试述唐宋时期的名茶*王建平摘要:唐代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尤其是宋代渗入普通家庭之后,茶叶的种植区域、加工技术、品种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品饮习惯的不同,饮茶方式的变化,茶叶的品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唐代的蒸青饼茶为主,到宋代的龙凤团饼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一个茶人们对茶叶认识的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名茶的数量及品质的变化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借助相关史料,对唐宋时期的茶品情况作了一番回顾。关键词:唐宋;茶叶品种;名茶;茶文化中华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的故乡,茶的发现和利用,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巨大贡献。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加工,再到中华茶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无不汇聚着我们祖先的心血与汗水。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茶叶的品种也由最初的单一逐渐发展为多元,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地产生变化,从食用、药用再到饮用的过程,正是古人对茶叶认识的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茶叶利用逐渐普及的一个标志,就是在神州大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茶名,继而在这些茶中形成了多种名茶。逐渐在普罗大众中赢得声誉,书写了茶叶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本文拟以唐宋时期为例,对茶品情况作一番回顾。一、唐代的茶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理论化、系统化的标志便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问世,茶神陆羽的这部不朽巨著,给茶界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里这样写道:“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至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飨,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至矣。经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作为普天下第一个写茶书的人,陆羽对茶事人事都是功不可没的。关于陆羽《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尚有争论,但大致应该在公元760年左右,即唐肃宗李亨在位期间,因为在陆羽为自己写的传记《陆文学自传》中已有“著《茶经》三卷”之记载,而这篇文章成于 “上元辛丑岁”,亦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因此,《茶经》成书在此之前当肯定无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大致了解全国的茶产情况,陆羽不畏艰辛,跋山涉水,亲往各地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在《茶经·八之出》中,对当时全国的茶叶产区进行了列举和评价: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要了解这些茶区的分布,我们先来看看唐代的行政区划。大唐贞观元年(627)二月,并省全国州县,废郡为州,将之分为十个道,分别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共293个州;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对区划进行了细微调整,分天下为15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和都畿道,共置328个郡、府,1573个县。细读《茶经·八之出》,我们发现,在陆羽的笔下,共涉及了8个道,包括1个郡和42个州。这8个道有6个是纯行政区划,分别是:山南道、淮南道、剑南道、黔中道、江南道和岭南道;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则是乾元元年(758)始设置的方镇,原属于江南道的管辖范围。考虑到开元15道其实是对贞观10道的细分和拆分,我们发现,在大唐10个道中,居然有6个道大面积产茶,当时的茶叶产区规模竟然有如此之大,真令人咋舌!对照现代的地理范围,这些茶产区包含了如今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福建、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13个省区的广袤地区,可想而知,唐代的茶区至今仍是我国的茶叶主产区。唐代茶区分布图引自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在对这8大茶区进行评判时,陆羽无一例外都分成了上中下三等,这种鲜明的态度无疑是建立在他的实际调查和参考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11个州“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则以一句“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来轻轻带过,严肃,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当然,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传统茶叶主产区云南省却没能在《茶经》中上榜,这个“不载云南”的现象,着实让茶界困惑了一阵。细究下来,其实此事乃是事出有因,在唐朝初期,云南的洱海地区出现了6个比较大的小邦国,史称“六诏”,其中有个叫“蒙舍诏”的位于最南端,故称“南诏”。南诏在唐王朝的帮助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统一了六诏,最强盛时期的南诏,疆域包括今云南全省及四川、贵州和广西的一部分,势力达越南、缅甸和老挝。天宝九载(750),南诏首领与唐驻云南的地方官产生冲突,关系破裂,于是领兵反叛,双方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十年,直至贞元十年(794),南诏首领与唐朝使臣盟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至此才成为唐王朝的一部分,虽说此后还断断续续有些波折,但也说明了这么一个基本的现实:在此前这一时期,云南全境基本上是脱离了唐朝的管辖范围,考虑到陆羽著《茶经》系在760年左右,属于“域外”的云南之茶不被陆羽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至少,陆羽在这件事上还是很讲政治的。即便这样,陆羽的论述也难称完美,囿于客观困难,一些茶产区未被发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以上8道43州郡,44个县外,“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认为,唐代的茶区尚有下列地区[1](P299-300):1.扬州。属淮南道,产蜀冈茶。五代毛文锡《茶谱》有记载:“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旁蜀冈,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2.越州的剡县。属浙江东道,相当于今浙江嵊县地方,产越州剡溪茶。著名诗僧皎然曾在其诗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提及“剡溪茗”。3.夔州的茶岭。属山南道,相当于今四川奉节、巫溪、巫山、云阳等地。此处产茶岭茶。唐韦处厚《茶岭》诗赞曰:“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4.眉州的南安和武阳。属剑南道,南安在今四川乐山县,武阳在今彭山县,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就是佐证。5.什邡县。属剑南道的汉州。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什邡县,山出好茶。”6.黔州的黔阳。属黔中道,相当于今四川彭水、黔江等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言:“蜀之茶,则有……黔阳之都濡……皆产茶有名者。”7.江州的庐山。江州属江南道,相当于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彭泽、湖口、都昌等地。江州的庐山产茶,开始于西晋或东汉时期。这从白居易的诗作《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中“架岩结茅芋,壑开茶园”描述茶园栽种茶树的情况中可窥一斑。受此启发,笔者以为,陆羽《茶经》提江西茶产,只是袁州与吉州,当然有失偏颇。江西尚有洪州茶产区该当记上一笔。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属江南道。洪州出产的西山白露茶在唐时已经风靡一时,李肇在《唐国史补·叙诸茶品目》中称“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已经将它列为天下十大名茶之一。而据史料记载,陆羽对江西茶区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唐至德元年(756),他来到江州(今九江),继而到洪州(今南昌),又应邀上庐山。随后,又在彭泽县结庐,隐居了一年有余。《茶经》成书后,他继续到江西茶区考察,建中四年(783),陆羽又来到信州,在茶山寺(今上饶一中)旁建宅隐居,他环居植茶,凿石得泉,品茶品泉,自得其乐。其后,他还深入到饶州的鄱阳、余干等地茶区,留下了很多佳话[2]。作为茶神,江西吸引他的,惟茶而已。至于江西的另一个重要茶产区浮梁县,尽管在《元和郡县图志》里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但因其与《茶经》成书时间相距60余年,是否之前即已大规模种茶已不可考,只能存疑。二、唐代的名茶唐代风靡天下的茶文化,极大地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业界的努力下,出现了一些茶叶名品。陆羽曾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这四种形态,都属于蒸青茶的范畴,因此,唐代的茶叶加工方式比较单一,受当时陆羽推崇的煎茶法影响,茶叶名品也多为饼茶,只有极少量为散茶。下面,我们主要以陆羽《茶经》、李肇《唐国史补》及杨晔《膳夫经》①为依据,再结合其他一些文献资料,对唐代的名茶进行爬梳整理,得出唐代各地名茶数量大致为50余种。窃以为这个数字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因为引述的资料还是比较严肃的。《茶经》的权威性自不待言,《唐国史补》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它内容比较客观,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713—824)一百多年之间的事,涉及当时的汉族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对于后世全面了解唐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以至宋人李昉主持的《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竟达133处之多。成书于大中十年(856)的《膳夫经》是由巢县县令杨晔所撰,原书四卷仅存一卷,万幸的是,保存下来的这一卷大部分是有关茶的内容,对唐时茶叶的产地、销区及品质优劣等进行了品评,重点而详细,对如今我们进行茶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考证和研究价值。在《唐国史补》卷下的“叙诸茶品目”条有这么一段话,对唐代的各地名茶作了一个总括: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首先,作者强调,在全社会爱好饮茶的风气影响下,唐朝的名茶数量越来越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紧接着,他介绍了当时的一些名茶,总共21种,其中产自剑南道的蒙顶石花茶,无论加工成饼茶还是散茶,都被茶界视为天下第一,而享有“天下第一贡”盛誉的顾渚山紫笋茶,则屈居次席。这21种名茶,多数来源于陆羽《茶经》记载过的茶产区,虽然品评结果稍异,却也印证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道理,重要的是,他还弥补了陆羽的不足,一些《茶经》未载的茶产区名茶,如江西洪州的西山白露茶,湖南岳州的浥湖含膏茶,经由他之手推出,算是弥补了“茶圣”留下的遗憾。稍后的《膳夫经》由于占尽天时(成书晚30余年),掌握的材料相比更为丰富,对唐时各地名茶的分析与介绍就无疑更为详尽更为到位: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犹必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贵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十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计也。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之大膠片。每一轴十斤余,将取之,必以刀剖,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新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于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至百余片②,率不甚粗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止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福州生黄茶,不如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常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宣州鸭山茶,亦天柱之亚也。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3]这里,作者对全国各地名茶简单地按类划分,简洁而明了,做到了一目了然:1.产量高的名茶。首先是新安茶,作为四川茶,此茶产地离蒙顶不远,品质也不至很差,但产量很高且影响很大,“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斤”“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百越”“五湖”泛指江南江北地区,新安茶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想象;其次是浮梁茶,虽说《唐国史补》颇为轻视,以一句“浮梁之商货不在焉”轻轻带过,但杨晔还是比较客观,给予了其一定地位,“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说明浮梁茶已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了,但它颇受欢迎的区域却在关西、山东这些僻远的北方地区,却是我们不敢想象的,这充分说明当时茶叶的贸易已经相当活跃;同样,质地与浮梁茶相近的蕲州茶、鄂州茶和至德茶,也都有自己唱主角的地区,“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地域横跨今安徽、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其产量、交税额等也非浮梁茶可比,“十倍于浮梁矣”。至于说另一些地方名茶如衡山茶、潭州茶、建州团茶等,作者也一一作了点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唐初的名茶渠江薄片,他却给了“有油,苦硬”的评价,而《唐国史补》推崇的“江陵南木”茶,他也给了个“味短而韵卑”的差评,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2.质优而精的名茶。蒙顶茶还是一如既往的贵重,元和以前,捆在一起的五匹帛居然换不了一斤先春蒙顶,可见其珍贵之极,但这也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为了逐利,致使市场假货劣货横行。蒙顶茶中的鹰嘴芽茶、白茶就更为珍贵了,一般人不可能见到;在蒙顶茶的盛名之下,湖州顾渚茶和湖南紫笋茶,尽管品质优异,却也只能居于次席了;对陆羽《茶经·八之出》、李肇《唐国史补》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峡州茶,杨晔同样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还挖掘出了一种“小江源茶”,认为它比峡州茱萸簝的品质还要好;产自岳州的浥湖含膏茶③,其精品可以与茱萸簝相媲美,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只能用江水煎煮,如果用井水,茶味就差了很多了;蕲州茶的优异,则体现在它的饼茶制作工艺上,一斤茶饼,居然达百余片之多,可知其精致程度,都足以与宋朝的龙凤团一较高下;至于说其他名茶,如舒州天柱、睦州鸠坑茶、寿州霍山小团茶、福州黄茶、常州宜兴茶、宣州鸭山茶、东川昌明茶以及歙州、婺州、祁门、婺源等地出产的茶,作者也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褒奖。综上,对唐代的名茶情况,我们主要选取了《茶经》《唐国史补》和《膳夫经》这三部著作来说明,而这三部著作恰巧分别成书于唐代的三个不同时期:《茶经》著于760年左右,此时正值盛唐;《唐国史补》则成于唐长庆年间(820—824),此时正为中唐时期;而 《膳夫经》书成于大中十年(856),此为晚唐时期。三个不同时期的著作,应该能基本涵盖整个唐代的茶叶生产与发展之概貌,名茶有历史的延续,更有不断的创新,这种传承的脉络从三部著作中可清晰地体现出来。另外,名茶不是茶名,没有优异的品质作保障,没有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影响力,是当不上名茶的称谓的。以茶作贡是对名茶最好的肯定,因此,很多名茶都成为了贡茶,这不是没有缘由的。过分贬低和人为的拔高,都不是我们这些治学者或从业者应有的态度。三、宋代的名茶“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进入宋代,饮茶之风更是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大宋虽说武备松弛,致国运衰落,任人可欺,但文学艺术却十分繁荣,文人的社会地位颇高,他们也成为高雅之事的首倡之人,饮茶迅即成为他们的偏好。同时,斗茶之风的盛行,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骚人墨客和市井平民都参与其中,北宋著名思想家、江西临川人李觏基于这种景象曾大发感慨:“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 ”[4](P149)而贵为一国之君的宋徽宗赵佶更是身体力行,除亲自撰写茶书,把茗饮之事升华为理论总结外,他还常召集群臣在宫中斗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斗茶之风的普及,饮茶方式的变革,穷极雅致的点茶法成为了饮茶的主流方式,这给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各类名茶的出现,也就顺应其时了。据统计,较之唐代,宋代的茶区有所扩大,种茶范围更为广泛,有66个州,242个县产茶,名茶也较唐代有所增加,约为90余种,其中依然以团饼茶为主,杂以部分散茶。宋代名茶中最领风骚的就是产自建安的北苑茶了。随着皇室的贡焙基地移到了福建建安,这里也就成了宋代饼茶的制作中心,饼茶生产的辉煌历史,也就是在这里书写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遣使至北苑造团茶,专供皇家饮用,开启了官府专人监造团茶的新模式。在这种茶饼上,印有龙形或凤形的纹饰,故称“龙凤团茶”或“龙团凤饼”。继而又造了名为京铤、石乳、的乳、白乳的茶饼。这些团茶,因为珍贵,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龙茶专供天子享用,也可用来赐给执政官、亲王、长主们,其余皇族、学士、将帅们能被赏赐凤茶,舍人、近臣赐京铤、的乳,白乳专赐馆阁。北苑龙凤茶的声名日显,有两个人是居功至伟的,即丁谓(966—1037)和蔡襄(1012—1067)。咸平初年(998),丁谓任福建转运使时,对龙凤团茶的督造尽心尽力,“监督州吏,创造规模,精致严谨。录其园焙之数,图绘器具,及叙采制入贡法式。”并将龙凤团茶载入所著《北苑茶录》中;庆历中,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更是亲力亲为,创造比龙凤团茶更为精巧的小龙团上贡,这种小龙团精巧到了什么程度呢?据他在《北苑造茶诗》自序里介绍:其年改造上品龙茶,二十八片才一斤,尤极精妙,被旨仍岁贡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下说:“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有钱也买不到才凸显了它的价值。对这种穷极精巧的作法,苏轼很是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了首诗《咏茶》:“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贡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对丁、蔡二人的行为大为不满,忍不住作诗叱之。然而,风气如此,又岂是一人所能扭转?元丰年间(1078—1085),又下旨造了“密云龙”茶,其品质又远在小龙团之上,一年的入贡量只有区区的十二饼,绍圣年间,改为“瑞云翔龙”。等到精于茶艺且常为臣下调茶的徽宗赵佶登上皇位,这种穷奢极欲的做派就更有市场了,徽宗先是亲著《大观茶论》,将白茶推为第一,又造了很多新品团茶,如三色细芽、试新、贡新等,这些选用细嫩茶芽制成的品种一出,“瑞云翔龙”那些昔日的极品又相形见绌了。尤其是宣和二年,福建路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的 “银线水芽”,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种茶饼用细嫩芽尖做成,略老一点的茶芽都要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小小的一块茶饼,居然能制一条蜿蜒盘旋的小龙于其上,这种工夫,也是无出其右了,因此,“每片计工值四万”,也是事出有因了。宋徽宗也真是个人物,治国无能,败家有方,他在位的25年里,不思武备,北宋国力孱弱,不堪一击,屡被金国犯境,自己终也被掳,客死异国他乡,殊为可悲。然而他对茶饮却是情有独钟,在位期间,得益于他的嗜好,850余种精巧绝伦、富丽堂皇的茶饼不断创制出来,在诠释了艺术品饮内涵的同时,也充分印证了玩物丧志的必然性,留给后世茶人的,除了艳羡,就是嗟叹了。相较于饼茶的如日中天,宋代的散茶就显得有些单薄无助了,但还是有不少亮点,在举国皆饼茶的氛围下,散茶的“不合时宜”显得更是难能可贵了。徽宗朝所制团饼茶一览表注:此表系笔者根据(宋)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制成。宋代享有盛名的散茶品种首先就是 “日铸茶”。欧阳修《归田录》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腊茶盛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日铸茶产于浙江绍兴会稽山的日铸岭,“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日铸茶成名较晚,但由于其品质殊异,所以得到好多名人的品评。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是这样评价的:“日铸茶芽纤白而长,其绝品长至二三寸,不过十数株,余虽未逮,亦非它产可望。味甘软而永,多啜宜人,无停滞酸噎之患。”日铸茶改蒸为炒,改捻为揉,改团饼为散茶,使茶形、茶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冲泡后色香味形俱佳。南宋诗人陆游《安国院试茶》云:“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闻品故园茶;只应碧缶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芽。”诗后自注云:“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散茶冲泡盖始于此。日铸而后,江西修水的双井茶接过了散茶的大旗。双井茶又名洪州双井、黄隆双井、双井白芽,产于江西分宁(今修水),是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的家乡茶。黄庭坚对此茶推崇备至,在他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推荐下,此茶受到京师文人士大夫们的青睐,并很快入贡。江西文豪欧阳修有首《双井茶》是这么称赞此茶的: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日夸。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十斤茶养一两芽”,如此高品质才铸就了“双井茶”的好口碑,“一啜犹须三日夸”,以致传统的好茶“宝云茶”“日注茶”也很快被茶人们遗忘了。还是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上里是这样总结的:“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除此之外,宋代的散茶名品尚有:产于杭州灵隐寺下天竺香林洞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庵产的“宝云茶”,它们在北宋时已列为贡品;产于四川峨眉山的峨眉白芽茶,产于江西南安军的“焦坑茶”等。这些茶在团饼茶唱绝对主角的宋代,仍然以自己的品质和特点,高高擎起了散茶的大旗,大大地刷了一把存在感,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更为明朝开启全新的散茶冲泡饮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释:①《膳夫经》又名《膳夫经手录》,唐巢县县令杨晔撰。嘉庆时阮元在编《宛委别藏》这套丛书时,为避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之讳,改“杨晔”为“杨煜”,此改回。②此处各版本有异,清末方功惠《碧琳琅馆丛书》本作“斤”,而《粤雅堂丛书》三编本作“片”,结合文意,当为“片”字,极言茶饼制作之精妙也。③唐代饼茶制作有研膏和不研膏之分,研膏也叫压膏,即捣后还要榨去部分茶汁。含膏即不研膏,制成茶饼后不需要再榨去茶汁。[参考文献][1]吴觉农.茶经述评[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2]王建平.略论赣茶的文化内涵及创新发展[J].农业考古,2016,(2).[3](唐)杨晔.膳夫经[A].(清)阮元.宛委别藏第 71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4](宋)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On Famous Te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Wang JianpingAbstract:In the Tang Dynasty,the custom of tea-drinking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especially after the custom infiltrated into the ordinary families in the Song Dynasty,and the planting area,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varieties of tea had been greatly changed.With the change of tea drinking habits and methods,the varieties of tea also changed.From the steamed green cake tea in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absolutely dominant position of dragon and phoenix group tea in the Song Dynasty,a process for tea lovers’understanding of tea was continuously mature and deepening.In this process,the change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amous tea from various places is worth exploring.This paper reviews the tea produc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the help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Key words:Tang and Song Dynasties;tea varieties;famous tea;tea culture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335(2018)02-0173-08王建平,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中国茶文化和文献史。*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明代茶书述略”(项目编号:15LS09)。责任编辑:陈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