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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述唐宋时期的名茶
- 作者： 王建平 来源：《农业考古》 年份：2018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 唐宋 茶叶品种 名茶 茶文化
- 描述：唐代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尤其是宋代渗入普通家庭之后,茶叶的种植区域、加工技术、品种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品饮习惯的不同,饮茶方式的变化,茶叶的品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唐代的蒸青饼茶为主,到宋代的龙凤团饼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一个茶人们对茶叶认识的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名茶的数量及品质的变化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借助相关史料,对唐宋时期的茶品情况作了一番回顾。
- 全文：试述唐宋时期的名茶*王建平摘要：唐代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尤其是宋代渗入普通家庭之后，茶叶的种植区域、加工技术、品种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品饮习惯的不同，饮茶方式的变化，茶叶的品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唐代的蒸青饼茶为主，到宋代的龙凤团饼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一个茶人们对茶叶认识的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名茶的数量及品质的变化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借助相关史料，对唐宋时期的茶品情况作了一番回顾。关键词：唐宋；茶叶品种；名茶；茶文化中华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的故乡，茶的发现和利用，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巨大贡献。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加工，再到中华茶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无不汇聚着我们祖先的心血与汗水。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茶叶的品种也由最初的单一逐渐发展为多元，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地产生变化，从食用、药用再到饮用的过程，正是古人对茶叶认识的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茶叶利用逐渐普及的一个标志，就是在神州大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茶名,继而在这些茶中形成了多种名茶。逐渐在普罗大众中赢得声誉，书写了茶叶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本文拟以唐宋时期为例，对茶品情况作一番回顾。一、唐代的茶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理论化、系统化的标志便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问世，茶神陆羽的这部不朽巨著，给茶界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里这样写道：“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至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飨，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至矣。经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作为普天下第一个写茶书的人，陆羽对茶事人事都是功不可没的。关于陆羽《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尚有争论，但大致应该在公元760年左右，即唐肃宗李亨在位期间，因为在陆羽为自己写的传记《陆文学自传》中已有“著《茶经》三卷”之记载，而这篇文章成于 “上元辛丑岁”，亦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因此，《茶经》成书在此之前当肯定无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大致了解全国的茶产情况，陆羽不畏艰辛，跋山涉水，亲往各地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在《茶经·八之出》中，对当时全国的茶叶产区进行了列举和评价：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要了解这些茶区的分布，我们先来看看唐代的行政区划。大唐贞观元年（627）二月，并省全国州县，废郡为州，将之分为十个道，分别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共293个州；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对区划进行了细微调整，分天下为15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和都畿道，共置328个郡、府，1573个县。细读《茶经·八之出》，我们发现，在陆羽的笔下，共涉及了8个道,包括1个郡和42个州。这8个道有6个是纯行政区划，分别是：山南道、淮南道、剑南道、黔中道、江南道和岭南道；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则是乾元元年（758）始设置的方镇，原属于江南道的管辖范围。考虑到开元15道其实是对贞观10道的细分和拆分，我们发现，在大唐10个道中，居然有6个道大面积产茶，当时的茶叶产区规模竟然有如此之大，真令人咋舌！对照现代的地理范围，这些茶产区包含了如今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福建、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13个省区的广袤地区，可想而知，唐代的茶区至今仍是我国的茶叶主产区。唐代茶区分布图引自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在对这8大茶区进行评判时，陆羽无一例外都分成了上中下三等，这种鲜明的态度无疑是建立在他的实际调查和参考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11个州“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则以一句“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来轻轻带过，严肃，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当然，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传统茶叶主产区云南省却没能在《茶经》中上榜，这个“不载云南”的现象，着实让茶界困惑了一阵。细究下来，其实此事乃是事出有因，在唐朝初期，云南的洱海地区出现了6个比较大的小邦国，史称“六诏”，其中有个叫“蒙舍诏”的位于最南端，故称“南诏”。南诏在唐王朝的帮助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统一了六诏，最强盛时期的南诏，疆域包括今云南全省及四川、贵州和广西的一部分，势力达越南、缅甸和老挝。天宝九载（750），南诏首领与唐驻云南的地方官产生冲突，关系破裂，于是领兵反叛，双方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十年，直至贞元十年（794），南诏首领与唐朝使臣盟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至此才成为唐王朝的一部分，虽说此后还断断续续有些波折，但也说明了这么一个基本的现实：在此前这一时期，云南全境基本上是脱离了唐朝的管辖范围，考虑到陆羽著《茶经》系在760年左右，属于“域外”的云南之茶不被陆羽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至少，陆羽在这件事上还是很讲政治的。即便这样，陆羽的论述也难称完美，囿于客观困难，一些茶产区未被发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以上8道43州郡，44个县外，“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认为，唐代的茶区尚有下列地区［1］(P299－300)：1.扬州。属淮南道，产蜀冈茶。五代毛文锡《茶谱》有记载：“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旁蜀冈，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2.越州的剡县。属浙江东道，相当于今浙江嵊县地方，产越州剡溪茶。著名诗僧皎然曾在其诗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提及“剡溪茗”。3.夔州的茶岭。属山南道，相当于今四川奉节、巫溪、巫山、云阳等地。此处产茶岭茶。唐韦处厚《茶岭》诗赞曰：“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4.眉州的南安和武阳。属剑南道，南安在今四川乐山县，武阳在今彭山县，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就是佐证。5.什邡县。属剑南道的汉州。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什邡县，山出好茶。”6.黔州的黔阳。属黔中道，相当于今四川彭水、黔江等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言：“蜀之茶，则有……黔阳之都濡……皆产茶有名者。”7.江州的庐山。江州属江南道，相当于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彭泽、湖口、都昌等地。江州的庐山产茶，开始于西晋或东汉时期。这从白居易的诗作《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中“架岩结茅芋，壑开茶园”描述茶园栽种茶树的情况中可窥一斑。受此启发，笔者以为，陆羽《茶经》提江西茶产，只是袁州与吉州，当然有失偏颇。江西尚有洪州茶产区该当记上一笔。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属江南道。洪州出产的西山白露茶在唐时已经风靡一时，李肇在《唐国史补·叙诸茶品目》中称“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已经将它列为天下十大名茶之一。而据史料记载，陆羽对江西茶区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唐至德元年（756），他来到江州（今九江），继而到洪州（今南昌），又应邀上庐山。随后，又在彭泽县结庐，隐居了一年有余。《茶经》成书后，他继续到江西茶区考察，建中四年（783），陆羽又来到信州，在茶山寺（今上饶一中）旁建宅隐居，他环居植茶，凿石得泉，品茶品泉，自得其乐。其后，他还深入到饶州的鄱阳、余干等地茶区，留下了很多佳话［2］。作为茶神，江西吸引他的，惟茶而已。至于江西的另一个重要茶产区浮梁县，尽管在《元和郡县图志》里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但因其与《茶经》成书时间相距60余年，是否之前即已大规模种茶已不可考，只能存疑。二、唐代的名茶唐代风靡天下的茶文化，极大地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业界的努力下，出现了一些茶叶名品。陆羽曾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这四种形态，都属于蒸青茶的范畴，因此，唐代的茶叶加工方式比较单一，受当时陆羽推崇的煎茶法影响，茶叶名品也多为饼茶，只有极少量为散茶。下面，我们主要以陆羽《茶经》、李肇《唐国史补》及杨晔《膳夫经》①为依据，再结合其他一些文献资料，对唐代的名茶进行爬梳整理，得出唐代各地名茶数量大致为50余种。窃以为这个数字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因为引述的资料还是比较严肃的。《茶经》的权威性自不待言，《唐国史补》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它内容比较客观，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713—824）一百多年之间的事，涉及当时的汉族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对于后世全面了解唐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以至宋人李昉主持的《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竟达133处之多。成书于大中十年（856）的《膳夫经》是由巢县县令杨晔所撰，原书四卷仅存一卷，万幸的是，保存下来的这一卷大部分是有关茶的内容，对唐时茶叶的产地、销区及品质优劣等进行了品评，重点而详细，对如今我们进行茶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考证和研究价值。在《唐国史补》卷下的“叙诸茶品目”条有这么一段话，对唐代的各地名茶作了一个总括：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首先，作者强调，在全社会爱好饮茶的风气影响下，唐朝的名茶数量越来越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紧接着，他介绍了当时的一些名茶，总共21种，其中产自剑南道的蒙顶石花茶，无论加工成饼茶还是散茶，都被茶界视为天下第一，而享有“天下第一贡”盛誉的顾渚山紫笋茶，则屈居次席。这21种名茶，多数来源于陆羽《茶经》记载过的茶产区，虽然品评结果稍异，却也印证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道理，重要的是，他还弥补了陆羽的不足，一些《茶经》未载的茶产区名茶，如江西洪州的西山白露茶，湖南岳州的浥湖含膏茶，经由他之手推出，算是弥补了“茶圣”留下的遗憾。稍后的《膳夫经》由于占尽天时（成书晚30余年），掌握的材料相比更为丰富，对唐时各地名茶的分析与介绍就无疑更为详尽更为到位：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犹必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贵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十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计也。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之大膠片。每一轴十斤余，将取之，必以刀剖，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新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于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至百余片②，率不甚粗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止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福州生黄茶，不如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常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宣州鸭山茶，亦天柱之亚也。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3］这里，作者对全国各地名茶简单地按类划分，简洁而明了，做到了一目了然：1.产量高的名茶。首先是新安茶，作为四川茶，此茶产地离蒙顶不远，品质也不至很差，但产量很高且影响很大，“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斤”“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百越”“五湖”泛指江南江北地区，新安茶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想象；其次是浮梁茶，虽说《唐国史补》颇为轻视，以一句“浮梁之商货不在焉”轻轻带过，但杨晔还是比较客观，给予了其一定地位，“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说明浮梁茶已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了，但它颇受欢迎的区域却在关西、山东这些僻远的北方地区，却是我们不敢想象的，这充分说明当时茶叶的贸易已经相当活跃；同样，质地与浮梁茶相近的蕲州茶、鄂州茶和至德茶，也都有自己唱主角的地区，“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地域横跨今安徽、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其产量、交税额等也非浮梁茶可比，“十倍于浮梁矣”。至于说另一些地方名茶如衡山茶、潭州茶、建州团茶等，作者也一一作了点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唐初的名茶渠江薄片，他却给了“有油，苦硬”的评价，而《唐国史补》推崇的“江陵南木”茶，他也给了个“味短而韵卑”的差评，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2.质优而精的名茶。蒙顶茶还是一如既往的贵重，元和以前，捆在一起的五匹帛居然换不了一斤先春蒙顶，可见其珍贵之极，但这也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为了逐利，致使市场假货劣货横行。蒙顶茶中的鹰嘴芽茶、白茶就更为珍贵了，一般人不可能见到；在蒙顶茶的盛名之下，湖州顾渚茶和湖南紫笋茶，尽管品质优异，却也只能居于次席了；对陆羽《茶经·八之出》、李肇《唐国史补》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峡州茶，杨晔同样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还挖掘出了一种“小江源茶”，认为它比峡州茱萸簝的品质还要好；产自岳州的浥湖含膏茶③，其精品可以与茱萸簝相媲美，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只能用江水煎煮，如果用井水，茶味就差了很多了；蕲州茶的优异，则体现在它的饼茶制作工艺上，一斤茶饼，居然达百余片之多，可知其精致程度，都足以与宋朝的龙凤团一较高下；至于说其他名茶，如舒州天柱、睦州鸠坑茶、寿州霍山小团茶、福州黄茶、常州宜兴茶、宣州鸭山茶、东川昌明茶以及歙州、婺州、祁门、婺源等地出产的茶，作者也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褒奖。综上，对唐代的名茶情况，我们主要选取了《茶经》《唐国史补》和《膳夫经》这三部著作来说明，而这三部著作恰巧分别成书于唐代的三个不同时期：《茶经》著于760年左右，此时正值盛唐；《唐国史补》则成于唐长庆年间（820—824），此时正为中唐时期；而 《膳夫经》书成于大中十年（856），此为晚唐时期。三个不同时期的著作，应该能基本涵盖整个唐代的茶叶生产与发展之概貌，名茶有历史的延续，更有不断的创新，这种传承的脉络从三部著作中可清晰地体现出来。另外，名茶不是茶名，没有优异的品质作保障，没有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影响力，是当不上名茶的称谓的。以茶作贡是对名茶最好的肯定，因此，很多名茶都成为了贡茶，这不是没有缘由的。过分贬低和人为的拔高，都不是我们这些治学者或从业者应有的态度。三、宋代的名茶“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进入宋代，饮茶之风更是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大宋虽说武备松弛，致国运衰落，任人可欺，但文学艺术却十分繁荣，文人的社会地位颇高，他们也成为高雅之事的首倡之人，饮茶迅即成为他们的偏好。同时，斗茶之风的盛行，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骚人墨客和市井平民都参与其中，北宋著名思想家、江西临川人李觏基于这种景象曾大发感慨：“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 ”［4］（P149）而贵为一国之君的宋徽宗赵佶更是身体力行，除亲自撰写茶书，把茗饮之事升华为理论总结外，他还常召集群臣在宫中斗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斗茶之风的普及，饮茶方式的变革，穷极雅致的点茶法成为了饮茶的主流方式，这给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各类名茶的出现，也就顺应其时了。据统计，较之唐代，宋代的茶区有所扩大，种茶范围更为广泛，有66个州，242个县产茶，名茶也较唐代有所增加，约为90余种，其中依然以团饼茶为主，杂以部分散茶。宋代名茶中最领风骚的就是产自建安的北苑茶了。随着皇室的贡焙基地移到了福建建安，这里也就成了宋代饼茶的制作中心，饼茶生产的辉煌历史，也就是在这里书写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遣使至北苑造团茶，专供皇家饮用，开启了官府专人监造团茶的新模式。在这种茶饼上，印有龙形或凤形的纹饰，故称“龙凤团茶”或“龙团凤饼”。继而又造了名为京铤、石乳、的乳、白乳的茶饼。这些团茶，因为珍贵，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龙茶专供天子享用，也可用来赐给执政官、亲王、长主们，其余皇族、学士、将帅们能被赏赐凤茶，舍人、近臣赐京铤、的乳，白乳专赐馆阁。北苑龙凤茶的声名日显，有两个人是居功至伟的，即丁谓（966—1037）和蔡襄（1012—1067）。咸平初年（998），丁谓任福建转运使时，对龙凤团茶的督造尽心尽力，“监督州吏，创造规模，精致严谨。录其园焙之数，图绘器具，及叙采制入贡法式。”并将龙凤团茶载入所著《北苑茶录》中；庆历中，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更是亲力亲为，创造比龙凤团茶更为精巧的小龙团上贡，这种小龙团精巧到了什么程度呢？据他在《北苑造茶诗》自序里介绍：其年改造上品龙茶，二十八片才一斤，尤极精妙，被旨仍岁贡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下说：“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有钱也买不到才凸显了它的价值。对这种穷极精巧的作法，苏轼很是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了首诗《咏茶》：“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贡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对丁、蔡二人的行为大为不满，忍不住作诗叱之。然而，风气如此，又岂是一人所能扭转？元丰年间（1078—1085），又下旨造了“密云龙”茶，其品质又远在小龙团之上，一年的入贡量只有区区的十二饼，绍圣年间，改为“瑞云翔龙”。等到精于茶艺且常为臣下调茶的徽宗赵佶登上皇位，这种穷奢极欲的做派就更有市场了，徽宗先是亲著《大观茶论》，将白茶推为第一，又造了很多新品团茶，如三色细芽、试新、贡新等，这些选用细嫩茶芽制成的品种一出，“瑞云翔龙”那些昔日的极品又相形见绌了。尤其是宣和二年，福建路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的 “银线水芽”，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种茶饼用细嫩芽尖做成，略老一点的茶芽都要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小小的一块茶饼，居然能制一条蜿蜒盘旋的小龙于其上，这种工夫，也是无出其右了，因此，“每片计工值四万”，也是事出有因了。宋徽宗也真是个人物，治国无能，败家有方，他在位的25年里，不思武备，北宋国力孱弱，不堪一击，屡被金国犯境，自己终也被掳，客死异国他乡，殊为可悲。然而他对茶饮却是情有独钟，在位期间，得益于他的嗜好，850余种精巧绝伦、富丽堂皇的茶饼不断创制出来，在诠释了艺术品饮内涵的同时，也充分印证了玩物丧志的必然性，留给后世茶人的，除了艳羡，就是嗟叹了。相较于饼茶的如日中天，宋代的散茶就显得有些单薄无助了，但还是有不少亮点，在举国皆饼茶的氛围下，散茶的“不合时宜”显得更是难能可贵了。徽宗朝所制团饼茶一览表注：此表系笔者根据（宋）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制成。宋代享有盛名的散茶品种首先就是 “日铸茶”。欧阳修《归田录》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腊茶盛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日铸茶产于浙江绍兴会稽山的日铸岭，“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日铸茶成名较晚，但由于其品质殊异，所以得到好多名人的品评。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是这样评价的：“日铸茶芽纤白而长，其绝品长至二三寸，不过十数株，余虽未逮，亦非它产可望。味甘软而永，多啜宜人，无停滞酸噎之患。”日铸茶改蒸为炒，改捻为揉，改团饼为散茶，使茶形、茶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冲泡后色香味形俱佳。南宋诗人陆游《安国院试茶》云：“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闻品故园茶；只应碧缶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芽。”诗后自注云:“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散茶冲泡盖始于此。日铸而后，江西修水的双井茶接过了散茶的大旗。双井茶又名洪州双井、黄隆双井、双井白芽，产于江西分宁（今修水），是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的家乡茶。黄庭坚对此茶推崇备至，在他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推荐下，此茶受到京师文人士大夫们的青睐，并很快入贡。江西文豪欧阳修有首《双井茶》是这么称赞此茶的：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日夸。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十斤茶养一两芽”，如此高品质才铸就了“双井茶”的好口碑，“一啜犹须三日夸”，以致传统的好茶“宝云茶”“日注茶”也很快被茶人们遗忘了。还是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上里是这样总结的：“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除此之外，宋代的散茶名品尚有：产于杭州灵隐寺下天竺香林洞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庵产的“宝云茶”，它们在北宋时已列为贡品；产于四川峨眉山的峨眉白芽茶，产于江西南安军的“焦坑茶”等。这些茶在团饼茶唱绝对主角的宋代，仍然以自己的品质和特点，高高擎起了散茶的大旗，大大地刷了一把存在感，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更为明朝开启全新的散茶冲泡饮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释：①《膳夫经》又名《膳夫经手录》，唐巢县县令杨晔撰。嘉庆时阮元在编《宛委别藏》这套丛书时，为避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之讳，改“杨晔”为“杨煜”，此改回。②此处各版本有异，清末方功惠《碧琳琅馆丛书》本作“斤”，而《粤雅堂丛书》三编本作“片”，结合文意，当为“片”字，极言茶饼制作之精妙也。③唐代饼茶制作有研膏和不研膏之分，研膏也叫压膏，即捣后还要榨去部分茶汁。含膏即不研膏，制成茶饼后不需要再榨去茶汁。［参考文献］［1］吴觉农.茶经述评［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2］王建平.略论赣茶的文化内涵及创新发展［J］.农业考古，2016，（2）.［3］（唐）杨晔.膳夫经［A］.（清）阮元.宛委别藏第 71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4］（宋）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On Famous Te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Wang JianpingAbstract:In the Tang Dynasty,the custom of tea-drinking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especially after the custom infiltrated into the ordinary families in the Song Dynasty,and the planting area,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varieties of tea had been greatly changed.With the change of tea drinking habits and methods,the varieties of tea also changed.From the steamed green cake tea in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absolutely dominant position of dragon and phoenix group tea in the Song Dynasty,a process for tea lovers’understanding of tea was continuously mature and deepening.In this process,the change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amous tea from various places is worth exploring.This paper reviews the tea produc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the help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Key words:Tang and Song Dynasties;tea varieties;famous tea;tea culture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335（2018）02-0173-08王建平，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中国茶文化和文献史。*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明代茶书述略”（项目编号：15LS09）。责任编辑：陈青松
- 略述元代异彩的茶文化
- 作者： 肖正广， 汪天翔， 章传政 来源：《中国茶叶加工》 年份：2018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 元代 茶文化 茶诗词 元散曲 元杂剧 茶风俗
- 描述：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在茶文化方面,承继两宋、辽、金时期的特点,以点茶法为主。元朝虽国祚短暂,但茶事活动没有辍然不耕,而是继续发展,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元代茶文化。为展说元代异彩的茶文化,文章
- 全文：略述元代异彩的茶文化肖正广，汪天翔，章传政*（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摘 要：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在茶文化方面，承继两宋、辽、金时期的特点，以点茶法为主。元朝虽国祚短暂，但茶事活动没有辍然不耕，而是继续发展，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元代茶文化。为展说元代异彩的茶文化，文章阐述了元代游牧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的药茶、腊茶文化，并论述元代茶诗、茶词、散曲等不同形式下的茶文学特征，以及简述了散曲中可俗可雅的茶文化，概括了社会礼仪风尚中待客送别、祭祀怀人的茶俗、茶礼，浅述了有名无实的茶马贸易文化。关键词：元代；茶文化；茶诗词；元散曲；元杂剧；茶风俗元代饮茶之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谚，亦有“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唱词。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在茶文化方面，承继两宋、辽、金时期的特点，以点茶法为主。但由于元代是一个短暂王朝，较之于辽、金，蒙古人建立的元代政权对中原汉文化吸收并不多，相对较为落后，致使元代文化发展的空间不大。虽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茶文化发展没有唐宋那样强盛，但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由于元代统治中原的时间极为短暂，致使现今考察元代文化风俗的历史资料较少，对茶文化的记载亦是如此，正如明人撰修《元史·食货志》时说：“至顺之后，无籍可考。他如范殿帅茶、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其始末，故皆不著。”[1]有关茶文化的内容散见于各类散曲、诗、词、曲、札记、杂剧、小令中。文章试图从涉及茶文化的元代各类资料中管窥各类茶文化绚丽之处。1 特色鲜明的元代药茶文化据史载，北方游牧民族喜爱饮茶，养成嗜茶的习惯由来已久，因而有言“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此外，元代中期诗人马祖常有诗云：“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皇帝在饱食鲜美肥腻的羊肉后，已习惯饮茶以促进消化。朝廷内还设有专门官员，掌管内廷茶叶的供需消费。此时元代的茶叶加工较前朝有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药茶的加工，其种类较之唐宋而言，有了突破性的进步，形成了一种贵族享用式的药茶煎汤，造就了不同以往的药茶文化。1.1 腊（蜡）茶文化“腊茶”又名团、饼茶，被当作贡茶。其中的“腊”字，取早春之义。因为茶汁泛乳色，与溶蜡相似，所以也称之为“蜡茶”。腊茶在唐代陆羽《茶经》中就有所记载，到了宋代，关于腊茶的记载，有欧阳修《归田录》：“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沈括《梦溪笔谈·药议》：“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刘克庄《浪淘沙·茶词》：“老去淡生涯，虚掷年华，腊茶盂子太清些。”可见腊茶在元代前就已存在，在元代时成为了主要茶类。据元代王祯《农书》记载：“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齐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间有他造者，色香味俱不及腊茶。”[1]可见腊茶之色香味及其制作工艺尤为罕见。另在书中载：“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凡茗煎者择嫩芽，先以汤泡去熏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此。”由此可知，当时的茶类有茗茶、末茶、腊茶三种，而腊茶已是皇亲国戚等贵族享用的贡品，制作方式较为复杂。据吕老维新考证，这种腊茶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属于药茶文化范畴，对于长期食肉的马背民族具有解腻的消食功效，适合游牧民族饮用。1.2 药茶方剂文化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吸收汉族某些的饮茶方式，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文化特点，形成了较前代更为新颖的宫廷御用茶药膳。比如药茶，元代药膳御医忽思慧所撰 《饮膳正要》记载了枸杞茶的制法、用法和禁忌：“枸杞五斗，水淘洗净，去浮麦，焙干，用白布筒净，去蒂萼、黑色，选拣红熟者，先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次碾枸杞为细末。每日空心用，匙头，入酥油搅匀，温酒调下，白汤亦可。忌与酪同食。”香茶的制法：“白茶（一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上件同研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剂，印作饼。”[2]此外还有玉磨茶、范殿帅茶、紫笋雀舌茶、女须儿茶、西番茶、清茶、炒茶、兰膏茶、酥签茶、建汤茶、香茶等药茶的制法，兹不赘述。“凡诸茶，味甘苦微寒，无毒。去痰热，止渴，利小便，消食下气，清神少睡。”[2]可见，上述几种茶，均有止渴祛痰，通便，消食解气，令人清神少睡的药效。制作这些茶所使用的枸杞、麝香、龙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药品，具有通关理气的作用，枸杞也有滋肾补肝的作用。此外还有王好古编著的《汤液本草》中记载：“茗苦茶，气微寒，味苦、甘，无毒。入手足厥阴经，清头目……苦以泄之，其体下行，如何是清目。”讲的是茶具有清利头目、消暑解渴的药效。对于药茶，王旭《枸杞茶》诗云：“为爱仙岩夜吠灵，故将服食助长生。和霜捣作丹砂屑，入水煎成沆瀣羹。颊舌留甘无俗味，旗枪通谱亦虚名。臞儒要炼飞升骨，莫厌秋风古废城。”写的是他在古废城（古西夏城），捣枸杞和茶煎汤，饮之齿颊留香，忘却古废城的秋风，获得肌骨通清的享受。最有名的还有关于芍药茶的记载，芍药茶为塞北特产，将芍药芽叶晒干后用来泡茶，此有袁桷《途中竹枝词——次韵继学》诗云：“山后天寒不识花，家家高晒芍药芽。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由《饮膳正要》可知，“膳”字一词乃古代达官贵人所用，再从药品的珍贵程度可看出这种饮药茶方式是唯特权阶层所享受的，普通百姓恐难享用，从而造就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元代药茶文化。2 不同文学体裁下的茶文化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每个朝代的文化都是独具一格的，元代文化自然也不例外；而茶文化作为元代文化的一部分，也有其鲜明的特色。在元代茶事活动中，各种与茶文化相关的文字词章层出不穷，诸如元散曲、元杂剧、元词、小令、笔记等文献中都有关于茶的记载。2.1 元杂剧中的茶文化元杂剧是元代民间艺术，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直白流畅，文风幽默、逗趣、俏皮，它的主题主要是源于生活、揭示生活内涵，反映人情事态、揭示社会矛盾。作为元代民俗文学的代表，其中也有与茶事相关的民俗文化，主要以马致远、王实甫为代表。作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在其杂剧中肯定少不了对茶事的相关记载。《青衫泪》中正旦唱：“遮莫他耳听春雷，茶吐枪旗，着那厢赶到五岭三湘建溪，千相思九万里”。《陈博高卧》中色旦唱：“我与先生奉一杯茶，先生试尝这茶如何？”正宋云：“是好茶也。”唱：“这茶呵，采的一旗半枪，来从五岭三湘，注一瓯瑞雪春，生两腋松风响。润不得七碗枯肠，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信你卢仝健忘”。第一则杂剧体现了以茶寄相思，以茶表相思之情。第二则除了客来奉茶外，还表述了元代产茶的地区，如文中提到的产茶之地有三湘、五岭、建溪等[1]，这其中也体现了马致远借用杜康、卢仝七碗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饮茶情思。戏曲作家王实甫亦有茶事记载。其《丽堂春》绵搭絮唱：“也无那采薪的樵子，耕种的农夫，往来的商贾，谈笑的鸿儒，做伴的茶、药、琴、棋、笔、砚、书”。谈笑鸿儒、商贾富人、山间樵夫，每人随身携带茶，随时解渴益思，这些均体现了茶是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3]。马致远、王实甫作为元代杂曲戏剧的大师，在他们的文章中出现茶事，是再正常不过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茶文化在民间发展的状态，几乎遍布各阶层。另外，关于元代茶文学的特征可以从其他诗词、散曲中窥探一二。2.2 元词、散曲中的茶文化元代诗词虽不如唐宋之盛，但也有其特别之处。在道教、文人墨客的诗词中亦有体现，其特点足以较前代而为之独树一帜、另赋新意。此外，元散曲也有元代诗人避世修行，借茶修心的茶文化。（1）洪希文茶词洪希文，元代文人，他的诗词既有古代士子风流雅韵，又有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因此，把他作为元代茶文化的特例在此说明。隐居期间，他也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茶词茶诗歌。浣溪沙·试茶独坐书斋日正中，平生三昧试茶功。起看水火自争雄。势挟怒涛翻急雪，韵胜甘露透香风。晚凉月色照孤松。品令·试茶旋碾龙团试。要着盏无留腻。矞云献瑞，乳花斗巧，松风飘沸。为致中情，多谢故人千里。泉香品异。迥休把寻常比。啜过惟有，自知不带，人间火气。心许云谁，太尉党家有妓。阮郎归·焙茶养茶火候不须忙。温温深盖藏。不寒不暖要如常。酒醒闻箬香。除冷湿，煦春阳。茶家方法良。斯言所可得而详。前头道路长。这三首词，显露出他对试茶、品茶、焙茶、论茶等技术的熟知，从中可以看出他借茶言志抒情，忘忧解愁的情怀。（2）道教徒茶词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又一个阶段，道教徒借茶修行、以茶悟道的故事层出不穷，其中以“北七真”之一丹阳真人——马钰为代表[4]。其在修道悟道之间也写下不少与茶相关的朗朗上口的诗词散曲。瑞鹧鸪·咏茶卢仝七碗已升天。拨雪黄芽傲睡仙。虽是旗枪为绝品，亦凭水火结良缘。兔毫盏热铺金蕊，蟹眼汤煎泻玉泉。昨日一杯醒宿酒，至今神爽不能眠。长思仙·茶一枪茶。二旗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为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4]。道家思想主张清净无为、道法自然，而茶作为一种自然的饮品，符合道家“修心”以养性的宗旨，是道家的灵丹妙药，饮茶使人清心寡欲，有助于道家的修行。道家以茶明志，以茶助修行，以期证得长生，同渡太上境界[4]。全真派重阳祖师王喆的《解佩令·茶肆》也是写到茶无绝品，至真为上，轻轻吸来、神清气爽。有助于解新词、伴唱和，该词如下：茶无绝品，至真为上。相邀命、贵宾来往。盏热瓶煎，水沸时，云翻雪浪。轻轻吸，气清神爽。卢仝七碗，吃来豁畅。知滋味、赵州和尚。解佩新词，王害风、新成同唱。月明中、四人分朗。[4]此中境界也许只有元代词人姬翼能够体会，他的《东风第一枝·咏茶》唱：“坼封缄、龙团辟破，柏树机关先见。……这一则、全提公案，宜受用，不烦宠劝。涤尘襟、静尽无余，开心月、清凉一片。群魔电扫，莹中外、独露元真。会玉川、携手蓬瀛。留连水晶宫殿。”此曲写出侠士之风，诗话了喝茶者的生活，抒发主人翁在品茶中的去除涤滞，扫荡群魔，神交玉川子卢仝的开心之情，大有卢仝“乘此东风归蓬莱”之风。（3）松花酿酒水煎茶张可久，庆元路（浙江宁波）人，曾为浙江一小官，一生壮志颇难酬，但其性喜游山玩水、足迹江南，一生涉茶曲有数十首[4]。其中《人月圆》小令题名《山中何事》，是其寓居西湖时所作，曲词借古叹今，表达自己看破世情、隐居山野的生活态度。词令云：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4]另一曲《山斋小集》云：玉笙吹老碧桃花，石鼎烹来紫笋芽，山斋看了黄荃画，荼香满把，自然不尚奢华。醉李白名千载，富陶朱能几家？贫不了诗酒生涯。[5]从这两首曲子中可以看到，张可久春水煎茶、石鼎烹茶，山中生活，数间茅舍，诗酒书茶，逍遥自在。（4）“赠茶”散曲散曲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元代极为兴盛风行，因此元代又有茶事散曲的出现，为茶文学增添了新的形式。“雅”趣茶文化，当以李德载的[中吕·喜春来]《赠茶肆》十首为代表，节选其五首，如下：茶烟一缕轻轻飏，搅动兰膏四座香，烹煎妙手赛维扬。非是谎，下马试来尝。[6]黄金碾畔香尘细，碧玉瓯中白雪飞，扫醒破闷和脾胃。风韵美，唤醒睡希夷。[5]蒙山顶上春先早，扬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7]一瓯佳味侵诗梦，七碗清香胜碧简，竹炉汤沸火初红。两腋风，人在广寒宫。[5]兔毫盏内新尝罢，留得余香在齿牙，一瓶雪水最清佳。风韵煞，到底属陶家。[5]这首曲不仅将饮茶的情景、情趣一一道出，也把名人（陶家学士、曹植、楚襄王、卢仝、苏东波等），名山（蒙山顶等）、名茶（蒙山茶、龙团、金芽等），名水（扬子江），名楼（岳阳楼）一一唱出，词曲虽玲珑短小，却韵味尽出，跃然纸上，仿佛在描绘一幅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风俗画。此外，有一首佚名之作《瑶台第一层·咏茶》中唱到：“一气才交，雷震动一声，吐黄芽。玉人采得，收归鼎内，制造无差。铁轮万转，罗撼渐急，千遍无查。妙如法用，工夫了毕，随处生涯。堪夸。仙童手巧，泛瓯春雪妙难加。睡魔赶退，分开道眼，识破浮华。赵州知味，卢仝达此，总到仙家。这盏茶。愿人人早悟，同赴烟霞。”[8]此曲描述了具有道家特征的隐逸者的生活境界。主人翁在雷雨之后采得黄芽，妙如法用制成好茶，过着简朴实在的生活，远离世俗的纷扰，得到赵州，卢仝般的快乐，大有渊明之风。道家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从茶中他获得了“睡魔赶退，分开道眼，识破浮华。赵州知味，卢仝达此，总到仙家。”的精神享受，也寄托了他希望人人借茶早悟，同赴“烟霞”之境的道教修仙理想。由于元代涉及茶文化的诗词甚多，茶文化中的道教思想尤为突出但与其他不同，从上面词曲中可看出，此时的人主要以茶修心，以茶明志，这在元代词曲中，不胜枚举，上述所列仅冰山一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涉及到茶事的，反映世俗市民茶文化的作品。3 礼仪风尚中所涉及的茶文化茶在元人生活中同唐宋时代一样，在走门串户、文人交流、婚丧嫁娶的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俗、茶礼。这方面的特色在相关文献资料中亦有所记载。3.1 待客送别王恽《商鼎歌·序》云：“回视晋楚之富，赵孟之贵，不啻如云烟之过目。遇佳客踵门，焚香煮茗，尽发秘藏为序说家数，评论其优劣，雍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风味，信足称也”。偶遇客人串门，便焚香煮茶待客，历述家数秘藏[3]，这是元代人的待客之道，也是中国人这几千年来的待客之法。同样还有文人雅士之间的待客之法，如刘辰翁《读易堂记》云：“余去年过大秀，鲁道人闻余至，穿林取疾，延客坐堂上，拾炭煮泉焚香供茗，语小渴复供，阅春雨数品。明日从余郁木欲攀萝径，或曰：雪未消，且住此两日半，共一卦气至今，再卜其胜，亦不可得。日异庵道人至，问：鲁叟何如？曰：日健饭喜茗如昨。余曰：是真能读《易》者！坐久，复听泉声琅然”[3]，笔记中描写了春至雪未消融，细雨中汲水煮茗，与老叟“春寒料峭话春茶，顺口便把《易经》说”乐趣之事。元代客来敬茶，自然是毋庸置疑，而耶律楚材的一句“清茶佳果饯行路，远胜浊酒烹驼蹄。”则将茶的功用扩展至了送别饯行。3.2 祭祀怀人茶也用于祭祀之礼，如王恽 《为姓氏告亡妻文》云：“维丁亥岁六月十八日丁丑，夫恽谨以茶果之奠，告于夫人之灵”[3]，以茶果祭告亡妻。此外，在他的《祭靖应真人姜公文》中也记载了用茶果祭祀好友的事件“大元国至元十一年，岁在甲戌，二月戊申朔，十有二日己未，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王某，谨以茗果之奠，设祭于祭靖应真人姜公之灵”[3]。其次，还有元代释大的《蒲室集》卷十三《祭照元晦文》云：“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书记示寂于湖之余庆庵，越八日讣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觉恩、建安自如、豫章大等，具汤茗时羞之奠，为文而祭之”。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云：“我和你十七八，共枕同眠二十载，儿女姻缘，一脚儿地，停尸在眼前，则落得酒茶浇奠”[3]。以上所列，有祭茶怀友、祭茶思妻之事，均是把茶皆作为祭祀怀人之用。从上述文献资料中可知，茶已成为元人生活中或不可缺的一部分，已融入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较之唐宋，更为突显的是茶具有精神寄托和祭祀先人、缅怀先人和逝去好友的意义。4 有名无实的茶马贸易元朝统治疆域极广，是一个地跨亚欧的大帝国，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蒙古高原、大江南北，进入版图。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在他们的根据地优良马匹成群。换而言之，元朝本身已保有优良的马匹，不必求于藏族。因此到了元朝，由政府控制的茶叶互市较前代少。但是，由于藏族始终需茶，同时为了收税和对藏族进行牵制，元朝也不放弃对茶叶买卖的控制。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开始在成都征茶税，据《文献通考》所载，元世祖至元五年，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于私盐同。至元六年七月，立西蜀四川盐榷茶场使司。至元十三年，恢复南宋的茶引制，且分“长引”和“短引”两种。至元十四年，设置榷茶场，与吐蕃贸易。另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设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碉门、黎州均在今四川境内，据吕老维新考证，这里的贸易指的是“以货换货”，即是指将中原地区的物质与西藏地区的物质交换的一种方式[1]。另外，元朝在吐蕃地区分别设官治理，没有必要像宋朝那样实施羁縻吐蕃的策略，它只重视征收茶税，相较于其他朝代繁荣的茶马贸易情况，不失为元代茶马制度文化的一大特点。5 总结元代茶文化的发展虽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元代茶文化的发展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以其独特的方式穿插发展。且散茶、药茶、叶茶、芽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为后来明清时代泡茶法奠定了基础，同时药茶方剂的创新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各类药茶方剂层出不穷。在涉及茶文化的创作上，元散曲、杂剧、小令、文化游记等方面也各领风骚。元代茶事文化在皇室贵族、官僚阶层、文人墨客、贩夫走卒的推动下，渐入多元化发展，呈现平民化、生活化、亲民化的“雅俗共赏”局面。总而言之，在元代特殊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影响下，形成了较其他时代不同的、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它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参考文献：[1]吕维新.中国古代茶业商品经济史略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67-169.[2]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 [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陈旭霞.元代的茶俗、茶品、茶艺——元曲里所见的茶文化[J].农业考古，2008（2）：178-182.[4]丁以寿，关剑平，阮逸明.中华茶道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96-98.[5]夏涛，郭桂义，陶德臣.中华茶史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45-146.[6]张丽丽.元曲三百首[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297.[7]四川省名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名山县志[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640.[8]唐圭璋.全金元词：下[M].上海：中华书局,2002：933.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ea Culture in Yuan DynastyXIAO Zheng-guang， WANG Tian-xiang， ZHANG Chuan-zheng*（ The School of Tea and Foo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The Yuan Dynasty was a dynasty established by the Mongolian people.In terms of tea culture， it inherited the generation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Although the rule was short-lived， the tea industry did not halt，but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formed a unique tea culture of the Yuan Dynasty.In order to show the splendorous tea culture of Yuan Dynasty，the article expounded the unique herbal tea and wax tea culture form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nomadic culture in the Yuan Dynasty，and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tea poems， tea words， and Sanqu in the Yuan Dynasty.The article also gav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ustomary tea culture in Sanqu，as well as summarized the tea customs and tea ceremony in hospitality in the social etiquette fashion，and presented the famous tea and horse trade culture.Keywords： Yuan Dynasty； Tea culture； Tea poetry； Yuan Sanqu； Yuan Zaju； Tea customs中图分类号：TS97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306（2018）02-061-06收稿日期：2018-01-13，修改日期：2018-04-27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基金项目（Z17016）作者简介：肖正广（1995-），男，贵州安顺人，本科，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茶历史方向。*通讯作者：401850397@qq.com
- 《茶疏》与明代茶事美学
- 作者： 常俊玲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年份：2018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 《茶疏》 明代文化 美学思想 茶文化
- 描述： 《茶疏》是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茶事的审美文化,具体为:对茶之自然本性的回归;茶器提倡简约纯朴之美;茶境茶友的选择充分体现文人质朴清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想。透过《茶疏》可以考察这一美学风范的产生原因及美学体现。
- 全文：《茶疏》与明代茶事美学常俊玲(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 要：《茶疏》是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茶事的审美文化，具体为：对茶之自然本性的回归；茶器提倡简约纯朴之美；茶境茶友的选择充分体现文人质朴清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想。透过《茶疏》可以考察这一美学风范的产生原因及美学体现。关键词：《茶疏》 明代文化 美学思想 茶文化自唐代陆羽《茶经》之后，茶学专著在明代得到了勃兴，其中《茶疏》可谓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详尽而务实地论及茶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茶的品第、茶的产地、茶的炒制收藏方法，以及烹茶器具、烹茶用水、用火以及饮茶的禁忌等等。“清厉鄂《东城杂记》评价其深得茗柯之理，真知灼见，妙论百出，与陆羽《茶经》相表里。”[1](P65)值得注意的是，《茶疏》作者许次纾不仅仅是茶艺专家，更是一位具有浓郁艺术气质的文人，他在记载茶事的同时，又自觉地表露出明代文人以茶为“介”的艺术审美，这与明代美学发展有着息息相通之处，是古典文人日常审美的重要部分。一、《茶疏》美学思想的渊源明代茶叶的种植产地不断扩大并增加，许多爱茶文人深入山间开辟茶园，研究种茶技术，制茶品茶、私人茶园不断兴起。《茶疏》的作者许次纾是浙江杭州人，杭州是茶叶生产的重要区域，当地人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生长于斯的许次纾浸染于茶叶之乡的风俗，对茶事有浓厚的兴趣。他亲任茶事，经常深入茶区，观察茶叶的生长，熟悉茶叶的制作、鉴别，将茶密切融会于自己的生活之中。许次纾的茶事艺术还秉承自己的老师姚绍宪。姚绍宪在杭州附近的顾渚明月峡中开辟了一块茶园，深得茗柯之理。他将自己多年研究茶事的实际经验全部教授给许次纾。可以说，《茶疏》的诞生包含着两人数十年经营茶叶的体验与品味。姚绍宪在《茶疏》序中生动地回顾了这一段经历：陆羽品茶，以吾乡顾渚所产为冠，而明月峡尤其所最佳者也。余辟小园其中，岁取茶租自判，童而白首，始得臻其玄诣。武林许然明，余石交也，亦有嗜茶之癖。每茶期，必命驾造余斋头，汲金沙玉窦二泉，细啜而探讨品骘之。余罄生平习试自秘之诀，悉以相授。故然明得茶理最精，归而著《茶疏》一帙，余未之知也。[1](P66)许次纾著《茶疏》的最大贡献，不单纯在于茶事经验的总结，还在于给我们展示出一幅以茶为载体的文人审美化生活的生动画卷。许次纾具有典型的文人气质，“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饮，所著诗文甚富。”[1](P66)正是因为文人的大范围深度参与茶事，明代的茶饮开始具有了浓郁的文人气息与文化内涵。明代文人将茶文化落实于生活之中，同时将日常茶事与自身的审美追求、精神气质、文化理想结合起来，使饮茶品茗活动具有了玄远丰厚的审美价值和生命意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文人气质的茶文化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读到《茶疏》，亦与文人之间这种因茶而成知己、因茶而惺惺相惜、彼此相知甚至超越生死的情感寄托密切相关：“一夕梦然明(作者注：许次纾字然明)谓余曰：余亦以《茶疏》灾木，业以累子。余遽然觉而思龙泓品茶尝水时，遂绝千古，山阳在念，泪淫淫湿枕席也。夫然明著述富矣，《茶疏》其九鼎一脔耳，何独以此见梦？岂然明生平所癖，精爽成厉，又以余为臭味也，遂从九京相托耶？”[1](P71)这一段来自于许次纾至交许世奇的回忆，真挚感人。许次纾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了。有一天晚上突然许世奇梦见许次纾对他说：“我想要把《茶疏》刻印成书，这个事情就有劳于你。”许世奇梦中醒来，回忆起和许次纾一起在龙泓品尝茶水的日子，不自觉泪流满面，浸湿了枕席，于是将《茶疏》刊刻成书来缅怀许次纾。这种怀念挚友的方式，感情质朴深刻，已深得茶情之真味。许世奇帮助许次纾刊刻《茶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本身对这本《茶疏》的文学审美价值评价颇高，他认为许然明的这本书可与陆羽的《茶经》相媲美，他甚至认为《茶疏》的辞采风流继承了汉魏风格，这一点连陆羽也自愧不如。明代晚期，“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加上当时文学和理学思想的转变，在性灵说的提倡下，许多文人在品茶中寻求雅趣，寻求生活的乐趣，舒放性灵”。[2]明代文人不仅通过品茗活动表现自我，更着意在茗事活动中展示自我心灵的姿态。同时，明朝是中国茶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明代的茶饮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明代以前，人们一般饮用以茶饼压制而成的团茶，饮茶的方式以水煮或冲点为主。从比较经典的茶饮记录来看，茶饼的制作不仅大大损伤了茶叶的自然本性，而且制造工艺和饮用方式的繁琐使饮茶较为疏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阻碍人与茶自由交流的巨大桎梏。明代以后，改团茶为叶茶，散茶经炒青、烘焙后不添加其他的佐料而直接冲泡饮用，茶自身的口感、香气就可免受外来添加物的侵扰，使茶自身的本性和真味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表面上看，推动明代饮茶方式变化的直接动力，源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道诏令：‘诏建宁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帝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唯采芽茶以进’。自此团茶废除，改贡叶茶”。[1](P87)帝王的倡导固然具有决定作用。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茶与人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一种彼此间自然的调整与适应。明代改团茶为叶茶，对明代茶业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简化了饮茶的方式，使过去只能出现于皇宫贵族或禅门寺院的独特茶饮开始流行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自此，文人的品茗茶事活动一改两宋时代的繁琐考究之风，呈现出清茶本真的自然淳朴风貌。明代这种回归茶的自然本性的需求，不仅使明代茶业走上了一条豁然开朗的道路，也使得明代的茶美学展现出回归质朴的清茶之美的独特风范，而《茶疏》则详细记载了这一美学风范产生的原因及典型特征。二、《茶疏》的美学思想明朝饮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中对此记述：“今人唯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沦便暖，遂开千古茗饮之宗。”[1](P70)这种直接用沸水冲泡叶片的沦饮方法，不仅大大简化了茶叶的制造与品饮程序，而且也使得明代对茶叶的内在品质追求更趋向于回归到茶叶的自然本性之美。许次纾在《茶疏》中对前人的制茶与饮茶方法和今人进行比较：“古人制茶，尚龙团凤饼，杂以香药。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以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1](P84)明代之前，人们制作茶叶，将茶叶制作成龙团、凤饼，并在其中掺杂香料。即是用雀舌和水芽制造茶叶，价格昂贵不说，水芽先用水浸泡，已经失去了茶的本真滋味，再用茗香混合，更加使茶失去原来的香气。而有明以来的茶叶制作，茶叶一摘下来，马上焙炒，香气、色泽俱全，保留了茶叶的本真醇香。散泡叶茶的方式也一直流传到至今，最直接的原因，除了其简便易行之外，还可以更大限度激发茶叶原本的自然清香，使得人们在品茗的过程中，产生更强烈的审美愉悦感。明代市民阶层兴起，人们在审美的趣味上追求的是既要容易把握与操作、又能够带来深刻的审美愉悦的艺术品味方式。明代的家具风格非常简洁，但是特别强调整体造型的流畅，这样的风格反而使得家具带有一种深刻的隽永意味。因为简洁使其回到了家具最质朴的存在方式，但是品质并不会因为简洁而变得粗糙。也正是因为简洁，可以给欣赏者留出更多的空间参与其中。这正如茶叶，如果回到质朴的存在方式，人们就会更加关注茶叶本身的滋味。而宋代制造和品饮方式都比较繁琐的点茶，让人们对茶叶的品赏失去了对其本真的味觉感受，反而更关注于斗茶过程中茶叶的外形变化了。虽然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品评，但是其品评的意旨已经完全脱离了茶叶的自然本性，许次纾在《茶疏》中对茶叶味道的鉴赏与品评则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性。“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则意欲尽矣。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侯，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开之大以为然。”[1](P123)品茶时精神专注，动作细腻，充分感受味觉体验之丰富与延展性。这得益于在散泡茶叶的反复冲泡历程。反复冲泡在增加味觉感受的延宕性同时，更加带来对茶的品味而引发的生活最本真的体悟与感受。也正因这样的延宕性，许次纾独具匠心地以对女性形象的类比来比喻饮茶时的感受。将味觉的感受与人物品评相比拟，这体现出明代文人特有的趣味与诙谐。喝茶，不只是为解渴，更带来日常休闲隐逸般的审美与情调，是一种举手投足间亲近自然的个性气质。味觉的审美需要具有一定的延宕性，也即可以让审美主体在品味的过程中，与被品味的对象展开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散泡叶茶正满足了这一审美条件。如果是煮饮或者冲点茶都不具备这一味觉审美延宕的可能性，而味觉的延宕性与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则密切相关。“味觉的快感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从字源学上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如德文的geschmack，既有审美、鉴赏的含义，也有口味、味道的含义。英文taste一词也是这样。味同人类早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根本的原因在于味觉的快感中已经包含了美感的因素，显示了美感所具有的一些不同于科学认识或道德判断的重要特征。首先，味觉的快感是直觉的或直接的，而非理智的思考。其次，它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不仅仅要求吃饱肚子而已。最后，它同个体的爱好兴趣密切相关。”[4](P18)这一段论述深刻地阐释了味觉之所以能带给品赏者审美体验的原因。总之，在明代文人的观念中，茶为清净自然之物，品茗鉴赏成为明代文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士阶层对茶之品饮境界的追求与创新，正是明代审美精神在茶事中的自然延伸与深层创造，他们往往借茶遣兴，品味生活；又往往以茶抒怀，通过饮茶来体味清静高远的生活情调。而在悠然与淡远的意绪之中，茶的清香和淡泊与他们的心神融为一体，明代文人的日常审美从而具有更切实而飘逸的成分。因为饮茶方式的变化，做为茶饮最重要的伴生物的茶器具的审美取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最鲜明的变化就是提倡简约之风。宋代饮用末茶的一些繁琐的茶器，如茶磨、茶碾、茶罗、茶筅、茶勺、茶盏等，因为茶叶加工程序的简化，亦随着末茶的废置而消逝。茶具的审美追求也回归到陆羽所倡导的简约之道上，总体表现为追求自然朴实之美。器具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茶壶的出现。明代泡茶器具最为崇尚紫砂或者瓷制的小茶壶。明代冯可宾在《茶录》中写道：“茶壶以小为贵，每客小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5](P113)因为小茶壶更能够保存茶味的鲜美与持久。而张谦德的《茶经》说：“茶性狭，壶大则香不聚，容一、两升足矣。”[6](P118)小壶于茶可以利汤扬香，于泡茶或饮茶的人来说，则可尽“幽人之趣。”何谓“幽人之趣”？《遵生八盏》说：“幽人首务，乃是设茶寮于书旁，寮中设茶具、焚香饼，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可供长日清谈，说明吃茶之人不过二、三人，是识茶人，亦是知交。因而，小壶泡不仅有着功能性上的优越特性，更兼具了精神层面的幽趣与韵味。”[6](P118)据说，因为当时有嗜茶文人建议“把壶从大改小，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持之，一手髭须吟诗的雅器”[6](P118)，于是一代紫砂大师时大彬开始改制小壶，并将制壶工艺手法和壶型大小规格基本固定下来，并流传至今。二为盏的变化。在宋代因为斗茶茶色以白为上，所以喜用深色釉茶盏以衬其白。明代用茶叶直接冲泡，茶汤绿，故宣窑、成窑白瓷更能衬托其嫩绿色泽。饮茶方式的变化导致茶汤颜色的变化，进而影响茶具颜色的选择变化，从这小小的茶器具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人对茶之品味的微妙审美感受。明代时出现并流行的茶器具，茶具的材料选择、制作特色与审美风格对今天的茶器具的影响还很大。紫砂壶的出现，也是因为明代的饮茶方式要求回到保存茶的本身特质的层面上来。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特别提到：“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6](P117)砂壶“皆盖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6](P117)，所以能保存茶本身的香气。因此，砂壶的地位在明代日渐凸显，享誉至今的供春、大彬壶就出现在明代。“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6](P117)质地纯朴、做工精致的紫砂壶，逐渐替代唐宋时期的金器、银器、锡器，成为新宠。细究紫砂壶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得到这种殊遇，除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它同时具备了物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紫砂壶较好的通透性和低传导性满足了茶人的功能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紫砂壶符合文人的“茗赏”意趣。紫砂壶具有丰富的色泽，同时其材质又具备了极强的可塑性，可以充分满足文人以茶器创作表情达意，从而抒发托物言志的情怀。三、茶与审美化生活方式茶叶的品饮和制作方式所发生的改变，是与明人对茶的审美感受相伴而生的。从许次纾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明人对茶的理解与感受是将茶既当成日常饮品，又常常寄托自身审美的追求和趣味。将口腹之欲升华为一种清雅的精神享受，是明人的创新。这样的精神享受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拓展的话，将之与生活环境、交友方式结合起来，则拓展为一种以茶为载体的清新质朴的审美化生活方式。如果说陆羽的《茶经》已经将茶提升到可与个体的修身养性相融合的高度，《茶疏》则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种以茶为载体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方式。陆羽在《茶经》中已经提到茶对个体身心的整体调和作用，“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3](P3)茶性属至寒，其做成饮料，与那些品行端正简朴的人最为适宜。许次纾则从中和养生的视角指出： “茶宜常饮，不宜多饮。常饮则心肺清凉，烦郁顿释。多饮则微伤脾肾，或泄或寒。盖脾土原润，肾又水乡，宜燥宜温，多或非利也。”[1](P145)茶适宜经常饮用，如果经常饮茶，可以使心肺感到清爽，可以化解心中的烦郁。茶虽然是很好的饮料，常饮也需有节制，不可过多过浓，过多饮用的话，会对脾、肾造成一些伤害，可能会导致腹泻或受寒。本来人的脾脏和肾内的水分就很充足，适合干燥和温暖，水如果过多并不好。许次纾从中医的角度提出了淡茶少量的原则，言之有据而又颇有见地。如此辩证地看待茶之功效，这在其他的茶书中极为鲜见。这种思想亦体现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即始终以一种伦理化的人文世界观立场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人生。许次纾的这一观点传达出茶不仅仅是文人表达自身独特的人文意趣的载体，更是一种自利利他的饮品，如何通过饮茶，并籍由茶传达人间最朴素本真的善与美，从茶自身的特质，进行探究则显得尤为必要。《茶疏》对饮茶环境也即茶寮的选择亦凸显鲜明的美学色彩。从茶寮的地点、寮内炉灶、茶几的布置等各个方面都无一不具有主体意识上的审美选择与匠心安排。“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1](P129)饮茶环境的要求，一方面与茶的自然本性相一致，因为茶来自于自然山川，其属性之美具有自然之境，而更为开阔的饮茶环境则彰显茶叶之本性的天人合一。但是，这种自然环境又不是完全脱离人的生活本身。许次纾指出了饮茶之境，应是“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1](P134)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1](P138)这种刻意为之的清静幽独的茶境，既成一体又不脱离世俗。所以，从饮茶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雅与俗在明人的生活和审美方式中呈现日渐融合的趋势：既有“鼓琴看画”的大雅,亦有“佳客小姬”的大俗；既有“茂林修竹”的清幽，又有“儿辈斋馆”的家常。世俗中保持自性，雅致中寻求真味，这是明人对饮茶环境的审美追求的生动体现。这样的品饮环境宛然一个身心体验的道场，茶汤的美味、茶叶的香气，已不仅是满足味觉、嗅觉，更多是透过五官感觉与心灵的统合，产生微妙的美学境界。明代的文士，将此品茶空间称为“茶寮”。明人杨慎谓“僧寺茗茶曰茶寮。寮，小窗也。”[7](P3)茶寮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吴智和先生有很好的解释：“如果说，哲理思考、文学创作、史学著述是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寄托方式之一，则茶寮在文化生活史上应予特别的重视，因为饮茶生活无疑是文人灵感、性灵的藉助物之一。”[8]这些关于茶境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明人擅于从饮茶这一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并从对恬淡静谧的环境的欣赏中获得超悟。“他们所品味的不仅仅是淡雅高洁的茶艺和清逸幽深的自然环境，而是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自己的人生境况”。[9]当人们将茶饮不仅仅作为一种自我味觉的满足，同时亦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修养及与他人情意互动的过程时，茶就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涵。一次简单的饮茶活动中，由于宾主彼此之间心意相交和精神互动，进入到彼此的心灵与精神世界之中，“素心同调，彼此畅适”，[1](P125)只有心性修养、趣味相投之人方可成为茶侣，才能在“清言雄辩”中体味饮茶的乐趣。唐宋时期也注重茶侣的选择，但是一般只言及茶客的人品、修养，明人在此基础上对茶客人数的多寡、茶友的选择等都有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体现出较强的精神需求。许次纾在《茶疏》中特别强调，以茶会友的过程其实是惺惺相惜、心意相交的情感精神的互动过程。因为，此时的饮茶已经从个体的清趣走向了社会交往的层面，茶既是本体，又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茶友们在共同的品茗交流中，不仅体会当下茶汤的真滋味，更要一起体验生命中放空的瞬间。结 语如果说唐朝陆羽的《茶经》和宋朝赵佶的《大观茶论》，这两部茶论典籍开创了唐宋两个时期文人论茶的重要端的，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则开始从茶事本身上升到对茶事与文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艺术审美的整体追求之中。《茶疏》中既记载了茶的形而下的生长、采摘、制造、品饮的过程，又升华了对茶之品味、饮境、茶侣的精神追求。茶除了品饮的功效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涵的修养，也是一种文化品格的深刻体现。文人对茗茶情有独钟，“他们既亲著茶书、别泉鉴水、创制茶具、精研茶事；更将自身高超的审美感受力、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融入到日常茶事活动中，将茶事活动发展成为艺术活动，将茶事过程发展成为丰富的艺术审美与精神升华过程”。[10 ]《茶疏》的写作与传播不仅代表了明代文人对茶事审美追求的境地与理想，亦极大地促进了后人对明代茶事文化内涵的深厚理解、传承与广泛传播。参考文献：[1]赵佶、许次纾等著.大观茶论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3.[2]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 [J].农业考古，1993(4).[3]陆羽.茶经·茶之事 [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4]李泽厚.华夏美学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吴觉农.茶经述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6]王迎新.文人茶席[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7]杨慎.升庵外集 (卷23)[M].台北：学生书局，1971.[8]吴智和.明代茶人的茶寮意匠 [J].史学集刊，1993(3).[9]娄明利.浅谈明代吴门茶事绘画之画意 [J].大众文艺，2013(10).[10]刘军丽.明代茶诗与文人茶的艺术精神 [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4(2).Cha Shu and the Tea Aesthe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ng JunlingAbstract:Cha Shu, a book about tea, is a collection of tea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provides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tea aesthetic culture. Specifically: the return to the natural state of tea; advocates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of tea ware; the choice of tea atmosphere and tea friends fully embodies the aesthetic ideal of plain and fresh daily life of the literati. Through this book we can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and expression of this aesthetic style.Key words:Cha Shu; Ming Dynasty; return to simplicity; aesthetic ideas.中图分类号：I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18)04-095-06收稿日期：2018-06-25作者简介：常俊玲，女，1973年生，河南信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